《饮中八仙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追叙的方式、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作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全诗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前不用起,后不用收;并列地分写八人,句数多少不齐,但首、尾、中腰,各用两句,前后或三或四,变化中仍有条理:在体裁上是一个创格。八人中,贺知章资格最老,所以放在第一位。其他按官爵,从王公宰相一直说到布衣。作者写八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
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⑴,眼花落井水底眠⑵。
汝阳三斗始朝天⑶,道逢麴车口流涎⑷,恨不移封向酒泉⑸。
左相日兴费万钱⑹,饮如长鲸吸百川⑺,衔杯乐圣称避贤⑻。
宗之潇洒美少年⑼,举觞白眼望青天⑽,皎如玉树临风前⑾。
苏晋长斋绣佛前⑿,醉中往往爱逃禅⒀。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⒁。
张旭三杯草圣传⒂,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⒃,高谈雄辩惊四筵。
⑴知章:即贺知章,越州永兴(今浙江杭州萧山)人,官至秘书监。嗜酒,性旷放纵诞,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似乘船:形容贺知章骑马马上的醉态,摇摇晃晃,像乘船一样。
⑵眼花:醉眼昏花。
⑶汝阳:汝阳王李琎,唐玄宗的侄子。朝天:朝见天子。此谓李痛饮后才入朝。
⑷逢:一作“见”。麴(qū)车:酒车。涎:口水。
⑸移封:改换封地。酒泉:郡名,在今甘肃酒泉县。传说郡城下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
⑹左相:指左丞相李适之,天宝元年(742)八月为左丞相,天宝五载(746)四月,为李林甫排挤罢相。
⑺长鲸:鲸鱼。古人以为鲸鱼能吸百川之水,故用来形容李适之的酒量之大。
⑻衔杯:贪酒。乐圣:喜喝清酒。圣,酒的代称。避贤:不喝浊酒。避,一作“世”。《三国志·魏志·徐邈传》:尚书郎徐邈酒醉,校事赵达来问事,邈言“中圣人”。达复告曹操,操怒,鲜于辅解释说:“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酒浊者为贤人。”李适之罢相后,尝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此化用李适之诗句,说他虽罢相,仍豪饮如常。
⑼宗之: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袭父封为齐国公,官至侍御史,与李白交情深厚。潇洒:洒脱无拘束。
⑽觞(shāng):盛有酒的酒杯。《说文》:“实曰觞,虚曰觯。”白眼:晋阮籍能作青白眼,青眼看朋友,白眼视俗人。
⑾玉树临风:形容醉后摇曳之态。崔宗之风姿秀美,故以玉树为喻。
⑿苏晋:开元进士,曾为户部和吏部侍郎。长斋:长期斋戒。绣佛:画的佛像。
⒀逃禅:这里指逃出禅戒,即不守佛门戒律。佛教戒饮酒,苏晋长斋信佛,却嗜酒,故曰“逃禅”。
⒁“李白”四句:李白以豪饮闻名,而且文思敏捷,常以酒助诗兴。《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应诏至长安,唐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他,并赐食,亲为调羹,诏为供奉翰林。有一次,玄宗在沉香亭召他写配乐的诗,而他却在长安酒肆喝得大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载:玄宗泛舟白莲地,召李白来写文章,而这时李白已在翰林院喝醉了,玄宗就命高力士扶他上船来见。一斗诗百篇,一作“斗酒诗百篇”。
⒂张旭:吴人,唐代书法家,善草书,时人称为“草圣”。脱帽露顶:写张旭狂放不羁的醉态。据说张旭每当大醉,常呼叫奔走,索笔挥洒,甚至以头濡墨而书。醒后自视手迹,以为神异,不可复得。世称“张颠”。
⒃焦遂:布衣之士,平民,以嗜酒闻名,事迹不详。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卓然:神采焕发的样子。
贺知章醉酒后骑马,摇摇晃晃,如在乘船。他眼睛昏花坠入井中,竟在井底睡着了。
汝阳王李琎饮酒三斗以后才去觐见天子。路上碰到装载酒曲的车,酒味引得口水直流,为自己没能封在水味如酒的酒泉郡而遗憾。
左相李适之为每日之兴起不惜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吞吸百川之水。自称举杯豪饮是为了脱略政事,以便让贤。
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的美少年,举杯饮酒时,常常傲视青天,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
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干净净。
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天子在湖池游宴,召他为诗作序,他因酒醉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
张旭饮酒三杯,即挥毫作书,时人称为草圣。他常不拘小节,在王公贵戚面前脱帽露顶,挥笔疾书,若得神助,其书如云烟之泻于纸张。
焦遂五杯酒下肚,才得精神振奋。在酒席上高谈阔论,常常语惊四座。
根据新、旧《唐书》的《李适之传》及《玄宗纪》,李适之罢相是在唐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则此诗最早亦必作于天宝五年四月之后,时杜甫初至长安。杜甫一到长安就跟汝阳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饮燕游赏,自然跟汝阳王座上的“酒人”们熟识,也会听到那些已离京或已去世的诗酒旧友的种种趣闻雅事。于是一时兴起,便写出这一讴歌酒徒的诗篇。
《新唐书·李白传》载李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俱善饮,称为“酒中八仙人”。杜甫《饮中八仙歌》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是为这八人描绘的“肖像”。
杜甫(712—770),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一千四百多首,有《杜工部集》。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酒仙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安生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练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
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贺知章。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对酒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像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阮咸尝醉,骑马倾欹”,人曰“箇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明王嗣奭《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贺知章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
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汝阳王李琎。他是唐玄宗的侄子,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麴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酒泉(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见《三秦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他人是不会这样想入非非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皇族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
接着出现的是李适之。他于天宝元年(742)代牛仙客为左丞相,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天宝五载(746)李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牢骚满腹,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旧唐书·李适之传》)“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化用李适之诗句。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李林甫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人物性格,精心描绘李适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耐人寻味。
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名士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倜傥洒脱,少年英俊的风流人物。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旁若无人。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玉树临风”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得意忘形,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
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李白隆重出场。李白同诗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浮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习以为常,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么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挚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
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倨傲不恭、不拘礼仪的人物形象。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
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
《饮中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在音韵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圆雕,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的确是别开生面之作。
宋代何汶《竹庄诗话》:见开元太平人物之盛。
宋代周知和《松江诗话》:子美《八仙歌》押两“船”字,在歌行则可,他不可为法。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蔡绦《西清诗话》云:此歌重叠用韵,古无其体。尝质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少陵《哀江头》《哀王孙》作法最古,然琢削靡砻,力尽此矣。《饮中八仙》,格力趄拔,庶足当之。
明代凌宏宪《唐诗广选》:刘会孟曰:(诗分)八篇,近之。吾意复如题画,人自一二语,集之成歌。又曰:不伦不理,各极其醉题,古无此体,无此妙。
明代李沂《唐诗援》:蔡元度谓此歌分篇人人各异,虽重押韵无害。予谓此是老杜创体,参差历落,不衫不履,各极其致,彼以重韵病之,浅矣。
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子美《饮中八仙歌》中多一韵二用,有至三用者,读之了不自觉。少时熟记,亦不见其错综之妙。或谓“此歌无首无尾,当作八章。”然体虽八章,文气只似一篇,此亦歌行之变,但语未入元和耳。至“焦遂”二句,如《同谷》第七歌,声气俱尽。
明末清初王嗣奭《杜臆》: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二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
明末清初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柏梁诗》,人各说一句;《八仙歌》,人各记一章。特变其体耳,重韵何害!《唐诗解》:其他若崔之貌、苏之禅、李之诗、张旭之草圣、焦遂之高谈,皆任其性直,逞其才俊,托于酒以自见者。藉令八人而当圣世,未必不为元恺之伦,今皆流落不偶。知章则以辅太子而见疏,适之则以忤权相而被斥,青莲则以触力士而放弃,其五人亦皆厌世之浊而托于酒,故子美咏之,有废中权之义云。
明末清初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蒋一梅曰:一篇凡八章,是传神写照语,得趣欲飞。陆时雍曰:创格既高,描神复妙。周珽曰:翠盘之舞,龙律之跃,鹅笼之书生,取盒之红线,合而为八仙之歌。开天落地异品。
明末清初黄周星《唐诗快》:八人中惟太白有谪仙之号,馀七人皆未尝仙也,然因其自号“酒中八仙”,少陵遂从而仙之。至今读其诗,不但飘飘有仙气,亦且拂拂有酒气。
明末清初徐增《而庵说唐诗》:作古诗必有解数。兹将八人截然分开,竟作八解,一解中或二语,或三语,或四语,参差不恒,诗中传记手,亦乐府之支流也。又:知章起,焦遂终,汝阳称封,李适之称爵,皆不苛。
清代张谦宜《茧斋诗谈》:一路如连山断岭,似接不接,似闪不闪,极行文之乐事。用《史记》合传例为歌行,须有大力为根。至于错综剪裁,又乘一时笔势兴会得之,此有法而无法者也。此等诗以笔健为贵、清则劲而上腾,若加重色雕刻,便累坠不能高举矣。
清代吴震方《放胆诗》:此诗有二“眠”字,二“天”字,二“船”字,三“前”字。乃自为八章,非故作重韵也。此系创格,古未见其体,后人亦不能学。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乃似一章,格法古未曾有。每人各赠几语,故有重韵而不妨碍。
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此格亦从季札观乐、羊欣论书,及诗之《柏梁台》体化出。其写各人醉趣,语亦不浪下。
清高宗敕编《唐宋诗醇》:李因笃曰:无首无尾,章法突兀妙是,叙述不涉议论,而八人身分自见,风雅中司马太史也。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渔洋评杜摘记》:“无首无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按:此亦西樵评也。……皆谬之甚者。
清代杨伦《杜诗镜铨》:四句独详。八人以此人为主也(“李白一斗”句下)。独以一不醉客作结(“焦遂五斗”句下)。李子德云:似颂似赞,只一、二语可得其人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