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是宋代禁军官司名。旧名武德司,位于东京左承天门内。为宋代特务机构,性质类似明代锦衣卫。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
皇城司前身系武德司。武德司起于五代,其名称出现可上溯至五代后唐:“武德使史彦琼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之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至后汉隐帝诛杀权臣,“乾祐末,隐帝用武德使李业等谋,诛大臣杨弅等…”武德使为皇帝爪牙,权柄甚重,牵制“宿卫诸将”和枢密院。
宋承后周,太祖幕府旧僚王仁赡“授武德使”“上尝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王仁瞻之后,武德使先后由刘知信和王继恩出任,皆“戚里致贵,尤被亲任,中外践历,最为旧故”。时人称“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多赖武德司刺探之功。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十日,改武德司为皇城司。
南宋建炎初,为行宫禁卫所。绍兴元年(1131)二月三日,改称行在皇城司。
皇城司“依祖宗法,不隶台察”,又“旧制,三衙管军,未尝内宿”“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关,亦汉南北军相统之意也”不受三衙辖制,乃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
皇城司所隶官司有:探事司、冰井务。
官额:置勾当皇城司公事(南宋改干办皇城公事)三员,熙宁时增为七员,元丰六年定为十员。以武臣武功大夫(正七品)以上及内侍都知(正六品)、押班(正六品)充任。
南宋时设提举皇城司一员,品位皆在干办之上,许直达闻奏。又设提点皇城司二至六员,位在提举之下,干办之上。
吏额:北宋置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后行六人、勘契官二人。
南宋置点检文字使臣、法司使臣、主押官、押司官各二人,前行五人,后行、曹司各四人,表奏司、正名贴司、私名贴司、专知官、副知官各二人。
兵额:太祖朝,以空前力度,将大批精锐部队划归武德司(皇城司),建立起了独立于殿前司和侍卫两军之外的新军。太祖曾言:“虽京师有警,皇城内已有精兵数万”可见太祖朝武德司规模甚巨。太宗朝“皇城司亲从官数千人,乃命武臣二员同两都知主之,而殿前复不预,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至政和五年,皇城司共辖亲从官五指挥(番号:上一指挥、上二指挥、上三指挥、上四指挥、上五指挥)约三千人;亲事官六指挥(番号:下一指挥、下二指挥、下三指挥、下四指挥、下五指挥,及外三指挥、黄院子、皂院子)约五千人;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减至一百人);快行、长行各一百(南宋时置);司圊三人;曹司三十人。
隶属皇城司。以亲事官轮差充任逻卒。
真宗朝逻卒为四十人,至哲宗朝又扩编制,所隶员额不可考。
隶属皇城司。在开封夷门内。建隆二年置,熙宁五年九月十二日罢,熙宁六年十二月复置。
设监冰井务官一人,以内侍充任。
皇城司(武德司)权柄甚重,其职司极类锦衣卫之大汉将军与南北镇抚司。一掌宫禁宿卫,一掌刺探监察。
皇城司“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掌宫城管钥、木契,以时启闭宫门;每岁给换禁卫、殿门、宫门、皇城门四色敕号及审验;亲从官、亲事官诸指挥名籍,命妇伏天朝参显承殿时颁冰块,及宫中取索、国忌修斋醮之事等”。宫禁门户、校验勘合,皆其职守。神宗朝参知政事张方平曾言“又置亲从官,属皇城司,掌启闭扫除之役,守卫扈从之严。其宿卫之法,殿外则相间设庐,更为防制;殿内则专用亲从,最为亲兵也。”可见皇城司为皇帝的贴身护卫,系皇宫防卫体系最核心的部分。
起初,太祖朝划拨精锐部队,充任亲事官。后太宗朝又从亲事官中,简拔有材勇者,为亲从官。据《宋史·兵志》记载,亲从官标准身高为(宋尺)五尺九寸一分六厘,约合今185~190公分,与明代锦衣卫之大汉将军可谓相映成趣。
宋太祖时,皇城司(武德司)最重要的职务,是探查军中情状,预防阴谋扰乱。其主要针对对象,是殿前诸班直的“宿卫诸将”及禁军军政。盖太祖自陈桥兵变践位,故严防诸将串谋及禁军异动。因此,伺察、特务活动的猖獗,就成为太祖朝政治的特点之一。“太祖尝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故武德司(皇城司)为皇帝掌控军队异舆情动态的特务机构确凿无疑。
皇城司中,置逻卒“于京师伺察,每月发给湣钱,每季轮换差充”“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师伺察。”民间俗呼“察子”,可谓专业特务。真宗朝“皇城司奏,察访御龙直班院副指挥使吕遇日暮醉归,马逸不能制,百姓石谦为马践伤。又言常时本班将士无故不出,今不能禁。上曰:「可下开封府按问。」”又如神宗言:“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但事严告补之法,亦可以防变。”
终两宋,皇城司职权逐渐扩张,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真宗天禧元年,右正言鲁宗道曾说“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颇亦非便”宋高宗朝,“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
司圊。圊,厕所也。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今后皇城司官如服穿衣束带,并令着黑靴。
皇城司诸官吏军卒、亲从亲事,既为天子亲领之腹心爪牙,其待遇素来优厚。
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十八日,诏开封府:“今后皇城司亲从、亲事人员已下真犯罪,勘见情理系杖罪已下,合牒皇城司一面断遣。”
哲宗元佑元年十一月六日,诏:“勾当皇城司三年无过犯者,与转一资。皇城使及遥郡刺史以上与子,有官者转一资,无子者许回授有服亲,减二年磨勘。再任满者减二年磨勘,皇城及遥郡刺史以上,许回授与子。如无子,与有服亲,仍减一年。见任再任官准此。”
而其纪律规制,《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四》有诏书可考:
真宗天禧五年正月,诏:“皇城司亲从、亲事官十将已下,依旧五人为保,递相觉察,不得饮酒、赌博。其指挥使、都头亦须递相觉察钤辖,画时申举。仍令指挥使已下置历,轮掌一月,具有无作过之人抄上印历,书押于后,却称饮酒至醉、赌博受财、故作非违,令内职觉察。如不申报盖庇,致人陈告,察探得知连科违制之罪者,第迁一资。”
仁宗天圣元年十二月,诏:“皇城司亲从、亲事官,有饮博、逃亡及别为过恶、合该移配六军并京畿县镇下军者,自今并相度情理,配外州军本城或边远牢城。仍下三司、开封府,应有亲从、亲事官作过、例该移配者,并决讫奏裁。”
甚至一度因禁止饮酒赌博,纪律要求严格,导致亲事官员额不足,无人应召的记录。
神宗治平四年五月十七日,皇城司言:「亲事官见阙人多,少有投名,盖久例有酒气并吃酒不醉,配外州军本城。欲乞今后如此罪犯,并降移别指挥亲从、亲事官,仍三年内不与优轻差遣。」从之。
作为特务监察机构,皇城司本身就极受官僚集团忌惮。兼之多有亲从亲事狂行悖法、纪律废弛。故两宋之间,素遭诟病,时有臣僚上书弹劾。
早在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曾上《论皇城司巡查亲事官札子》“臣等伏闻,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用财物休和事,下开封府推鞠,皆无事实,欲勾元初巡登人,照勘其皇城司庇护不肯交付。臣等窃以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亲,诸司仓库,悉委此属。廉其遇失,广作威福,公禹货赂,所扫则虽有大心指而不问;所憎则举动语昌皆见持摭。……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今乃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系囹圄,横罹楚毒。……臣恐此属无复畏惮,愈加恣横,京师吏民知所措其手足,此岂合祖宗之意哉。……”直指皇城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又熙宁七年,司马光于洛阳上书“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抨击皇城司构陷诽谤、因言罪事。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亦曾上《弹四凶疏》:“领皇城司石得一,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
又据《宋史》载:营卒桑达等醉斗,指斥乘舆。皇城使捕送开封,弃达市。敞移府,问何以不经审讯。府报曰:"近例,凡圣旨及中书、枢密所鞫狱,皆不虑问。"敞奏请一准近格,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著为令。
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鞠治无状,有司须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尧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蔡世宁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至南宋,皇城司气焰日炙,多行不法。嘉定二年,有臣奏:皇城一司,总率亲从,严护周庐,参错禁旅,权亚殿岩。汉以儒生位执戟,唐以勋臣子弟备宿卫,可谓重矣。古制既难遽复,今隶籍于中者,类多市井乌合,训齐不素,全籍统摄得人,岂可轻授自今乞专以知合、御带兼领,不以畀资望轻浅者。傥更有躁进之徒侥逾干请,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
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高宗遂“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承受者,走马承受也,与皇城司逻卒并为伺察事,都是特务。
庆历六年闰正月,降勾当皇城司杨景宗等六人,坐不觉察崇政殿亲从官夜寇宫阐也。时亲从官四人夜入禁中,焚宫帘,斫宫人伤臂。三人为宿卫兵所杀,一人匿宫城北楼,经月方得,即支分之,不知所以始谋者。景宗等皆领皇城司,故被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