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善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马鞍桥村,始建于隋炀帝时期(569年-618年),是常州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修善寺历经沧桑,屡毁屡建。北宋景祐年间(1034年-1038年),由丁宝臣、丁宗臣兄弟进行大规模重建,明洪武元年,再次按皇宫样式翻新重建,规模达到最大,共计5048间房屋。寺院太平天国运动中几乎化为灰烬,后又由民间筹资重建。1942年办马鞍桥小学,1947年办修善寺初级中学,后改名为马鞍桥初级中学,目前仅剩十余间平房,其中两间念佛堂。修善寺与隋炀帝思想
隋朝的统一,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生活,一时出现了“户口滋盛,仓库盈积”的升平景象。但战争遗留下来的和新产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很多。隋王朝为解决这些问题,巩固自己的统治,方法之一是提倡佛教,把佛教作为重要的工具。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即位,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隋炀帝杨广在隋平陈时,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对佛教取保护姿态。591年,晋王杨广招请天台宗智颜来扬州,智颜授杨广“总持菩萨”(意谓功德圆满的菩萨)法号,杨广则赐智颜“智者”大师称号。智颜最重要的思想是他晚期提出的“性具实相”说。慧思曾说,“如来之藏,俱时具有染净二性”,智颜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发展成性具善恶之说,“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答:具。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就是说,众生与佛既同具染净二性,又同具善恶二性。一阐提人虽断“修善”,但仍具“性善”;佛虽断“修恶”,但本具“性恶”。杨雄,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一人性论,给一切人以成圣贤的充分权利和机会。对此,智颜特别加以发挥:“人心复何空?为善则善识,为恶则恶识,不为善恶则无记识。此三识何容顿同水火?只背善为恶,背恶为善,背善恶为无识,只是一人三心耳。”这一理论更彻底地抹煞了道德的社会根源,使之变成纯粹个人的思想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修善寺自然而然产生并兴盛起来。
修善寺的佛学解释
《增一阿含经》、《北本涅盘经》、《智度论》、《法华经》、《释氏要览》等都曾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此一四一句偈总括一切佛教,佛教之广海,摄尽于此一偈。大小乘八万之法藏,自此一偈流出也。修善寺倡导信众一言一行必契於理,依观心念勤修善业,正与之契合。
《百论》卷上《舍罪福品》云:“佛略说善法二种,止相行相,息一切恶,是名止相;修一切善,是名行相……何等为善?身正行、口正行、意正行,身迎送合掌、礼敬等。口实语、和合语、柔软语、利益语、意慈悲正见等。如是种种清净法,是名善法?……若行者不止恶不能修善。”此中,修善是指修习十善等诸善,亦即佛教通戒。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修善”,云:“断恶行善也。又对于性善之称,本有之善曰性善,修成之善曰修善。修善即性善,实大乘之通谈也”。凡事有因才有果,善因要靠自己去努力开创,有好的因,将来一定能成就好的果报。心存慈悲、平等、恭敬,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以慈悲心关怀一切众生,这都是结善缘。发心修善,广结善缘,善因、善缘具足了,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很圆满。明白这些道理并且身体力行,定能成就种种善法功德。
修善寺的宗教地位
一千多年来,修善寺形成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宗教文化。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败,有过辽阔的版图,亦有过凋敝的房屋,但它在全国佛教界的地位始终不可撼动。今天的修善寺无论是大圆柱、大本钟,纪事石碑,牌坊、石井、护城河还是它一直提倡的“诸善奉行”观念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名为“修善寺”的寺庙全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伊豆的修善寺,一个就是中国常州的修善寺。
中国的修善寺和日本的修善寺不仅同名、同处一个时代而且民间故事也都是源于孝道,如果不是巧合,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日本修善寺镇位于伊豆半岛的中央部,由弘法大师空海于平安初期大同二年(公元807年)设立的这座古刹,在镰仓初期才由桂谷山寺更名为修善寺,是大师年轻时修行的寺院,弘法大师空海(公元774—835)是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作为代表日本文化的先驱者也享有崇高的声誉。寺院在空海大师及其弟子树立宗风后,近一千二百多年来,由名宗派承接管理,最初归属真言宗派下,至镰昌时代转为临济宗,之后则为曹洞宗至今,历史相当悠久。修善寺山门前有条贯穿村庄的独钴温泉,是伊豆最初也是最古老的温泉,至今仍不断涌出泉水,并且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高僧弘法大师在此地因感动孝子不辞劳苦地照顾病弱母亲,就以枯杖在桂川上击出泉眼,流出来的温泉水治好了孝子母亲,此泉眼即是今日修善寺的独钴汤温泉池。弘法大师在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五月十二日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历经艰险,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长安。但是也无法考证他与常州修善寺存在着某种关联,寺内存放的历史文物也只能证明它的历史悠久,并没有其他可靠的信息资源可以共享,寺内流传的故事也是传说,而没有历史典籍记载,真实历史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修善寺的文化考证
水化身形于大地,融生命于万物。修善寺四面环水,寺院建筑在水流的映衬下,显示出了长久的活力,庄严而不呆板,凝重而又富于色彩。“上善若水”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所以最接近于“道”。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高尚品德者的人格,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争。修善的人也应具有这种心态与行为,不但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争,而且还愿意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这就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著名思想。
水在佛教僧侣修行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佛教徒的洗浴,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规定。“僧者,净也。”(《六祖坛经·忏悔品第六》)佛教徒不仅要洗去自己身体上的污垢,重要的是惟有净心,才可心中无垢,得净法门。《维摩经》言:“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因此,沐浴在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是很重要的宗教活动,而且也是相当普遍的。唐代高僧义净西行求法时,就描述了当时僧人沐浴的情景:“时人皆以穿池为福……每至晨时,寺呜健稚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诸池各为澡浴。”(《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三)沐浴不仅仅是洗净身体污垢,而且可以消除疾病灾祸,获得无量福报。
“水”体现了“善”之高尚,“善”更体现“水”之灵动,佛教中的“修善”正贴合水这一物质所体现出来的品质,佛文化中的不与万物争利,而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正如古人所说的:“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水的这种特性,可谓之“上善”,修善寺离不开水的衬托,涵养和升华。
千年古刹修善寺是国内一座以“修善”命名的寺庙,在修善寺周围,星河密布,由点及面,在水的簇拥下,修善寺独立而建,独具特色,独具匠心,独具意味。前观古运河,后瞭长江,水因修善寺而美,修善寺因水而生,缺一不可,永不分割。“得水势而立天下”,修善寺拥有“水”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放眼九洲,再无其他地方有此特点和风水位置。而在当代,江苏常州的两条主干道龙江路与长江路,横越修善寺两侧,沪宁高速、京沪高铁、常州机场遥相呼应,城市快速公交和其他公交支线触手可及,公路、铁路、航空一概不缺,修善寺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据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记载,早在隋文帝时期,佛教就树立了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执行“为国行道”,于是,隋文帝在京城兴建了具有“国寺”性质的大兴善寺,到了隋炀帝时期,智颜最早提出了“修善”学说,提到了众生与佛既同具染净二性,又同具善恶二性。隋炀帝就以“修善”的思想来控制受众,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于是,修善寺就在这种背景下正式建立,顾光照撰《重建丁氏宗谱序》载“修善寺为常州古寺之一,建于隋代,今遗址尚存”。
在唐代,作为常州丁氏的始祖的丁矩,生于唐大中十三年(859),50岁后弃官游学江南,因喜常州风俗淳良,遂卜居于依仁东乡修善寺长巷里(据《常州毗陵丁氏宗谱》),可知在唐大中时期,修善寺已成为一方地域的标志,可见当时的繁华和高知名度。
又据《常州毗陵丁氏族谱》12卷,丁矩第七世孙丁宗臣、丁宝臣在仁宗景祐元年 (1034)同榜高中进士。两人为表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将修善寺扩建为史上最大规模,房屋数达到5048间,由于是仿建明朝宫殿所造,至今仍留存的圆柱直径达1米,这在寺庙建造史上是少有。
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云游江南,也在修善寺留下了足迹,在今修善寺内仍有石碑为证,依稀可见当年修善寺的辉煌和崇高荣耀。
又到清光绪年间,修善寺成为常州北部最重要的佛教文化活动聚集地,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纷至沓来,修善寺名噪一时,造福八方百姓。
据当地百姓描述,修善寺毁于太平天国运动,大雄宝殿等建筑均被烧毁,寺庙内的和尚将珍贵文物扔于井内或埋于地下,其他房屋都在战乱中遭到严重损坏,于是修善寺进入了历史长河中最低潮阶段,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