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西南约3公里为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的交汇处,在此形成曲折之形,往北再折向东流入东海。遗址南北均为低矮的山丘,往北越过山岭可见钱塘江,南面为东西向连绵不断的会稽山余脉。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堪称“中华第一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跨湖桥遗址经过1990年、2001年和2002年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左右,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经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在8000-7000年之间。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在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的小陶釜,说明史前期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
跨湖桥遗址1990年曾作发掘,所取标本的14C测定年代距今七八千年,超过河姆渡遗址,这在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是一个重要的发现。2001年5—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市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 、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此次考古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口径11.3厘米、高8.8厘米,外底有烟火熏焦痕,器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长度约5—8厘米,单根直径一般在 0.3—0.8厘米间,共20余根,纹理结节清晰,出土时头尾整齐地曲缩在釜底。 从现象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无疑。标本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枝类。传说中商初重臣尹伊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 重要价值。
2002年11月又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标本经碳14测定,其年代达8000年左右。这是目前发现的国内早的独木舟相关遗迹。
2003年5月,在湘湖区域的下孙自然村又发现了与跨湖桥文化同类型的遗址――下孙遗址。
考古发掘报告《跨湖桥》称,2001年发掘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T0510探方的第7层中,发现“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实”,该书公开了彩版茶籽的图片及“茶Camellia sinensis”字样。茶籽:其表皮呈黑褐色,略有炭化迹象,但并不粗糙,较为平滑;其形状为1.42×1.58厘米的圆形,种脐端微圆突,种脐处营养器官部分已消蚀为空,故呈现一条裂口。从种籽较圆,种脐位于圆中并呈圆突来判断,应为单室茶果(一个茶果中只有一颗种籽)的种籽;其外观,与今杭州地区的龙井茶树的单室茶果种籽形状非常接近,而体积大小,则相符合,而与皮糙个大的油茶子或西南某些较原始的大茶树茶籽差别较大。
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这颗古茶籽也是幸存物之一。
这颗茶树种籽出土于文化层中,是与橡子、陶器等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物一起发现的,是人类的采集物,而不是自然的遗落。
浙江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良渚文化两支,分处钱塘江南北的宁绍、杭嘉湖平原,两支文化的相互传播、相互融合以及认识上的相互说明构成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线索,并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发生着重要影响。地处古浦阳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类型将成为一种“第三力量”。从跨连肩颈的双耳罐等因素看,竟似与湘赣地区有更多的联系,这就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中。跨湖桥文化的分布还不清晰,特别是遗址很快就被淹没,在时空上更显示出某种“孤独”性。作为本地区早的史前遗址,跨湖桥文化以何种角度、何种方式影响与介入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进程,尚是一个谜。
跨湖桥文化遗址要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是当时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这一发现,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她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首先,跨湖桥遗存距离浙江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很近,但其面貌又如此迥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它的发现表明,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今后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针对跨湖桥遗存和长江中游文化有较多相似因素,这为探讨两地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三,由于跨湖桥遗存和长江中游文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又地处浙江中北部,和本地文化也有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现,第一次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了,对日后整体上研究长江流域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