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葬品

让专家感到惊喜的是，7个墓葬中共出土了2000余件随葬器物，其中丘承墩出土随葬器物1100余件，玉器40余件。“鸿山越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是目前已发掘的越国墓葬中等级最高、质地最好且器类最为齐全的。”项目考古领队、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表示。

丘承墩出土的40件玉器中葬玉有覆面和带钩，佩玉有龙形佩、双龙佩、龙凤佩、龙首珩、璧形佩、环、瑗和动物造型的凤鸟、奔兔等。玉覆面以条带分为四区，每区各雕一浅浮雕龙纹；玉带钩以四条长蛇为饰，蛇身穿过中心的圆环并盘绕四周，钩作蛇首状，均为罕见的越国贵族葬玉。

“这些精美绝伦的玉器都彰显了墓主的显赫身份。”张敏介绍说，只有诸侯才能用玉覆面，而“四龙四蛇”更是最高级别的纹饰组合。随葬的佩玉中有五璜，这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诸侯随葬品。这些都标明墓主的身份与诸侯相当或略低于诸侯。

丘承墩出土的玉器中不少使用了微雕工艺，这可能是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微雕玉器。最突出的是一件玉凤，长仅3．3厘米，凤身饰以精美微雕，在放大镜下方清晰可见。这件玉凤体态优雅饱满，厚重又不失轻盈，造型既平衡又有不对称的张力，体现了工匠丰富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说：“浙江印山越王墓虽然规模宏伟，结构独特，但由于被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使学术界对越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鸿山越墓未遭盗掘，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保存完好，有助于全面了解战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建国以来吴越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乐器

鸿山越墓向世人展示了种类齐全的庞大越国地下乐器库。墓葬群共出土乐器500余件，其数量和品类都堪称我国音乐史上的空前发现。

鸿山越墓出土的青瓷乐器中有成套的仿中原青铜乐器的编钟、甬钟和石磬，亦有越式的缶、錞于、丁宁、铃形器、钮铎、句鑃、钮镈、鼓座等，其种类远远多于曾侯乙墓。

缶、铎和鼓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乐器和乐器部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有记载，渑池会上蔺相如请秦王为赵王击缶，但长期以来，人们对“缶”只闻其名，未见其形，且一直认为缶是瓦器。鸿山越墓出土的3件青瓷三足缶使其得以正名，它们与其他乐器同出土于壁龛中，口径达40厘米，作深腹盆形，内外施青黄色釉，口沿和上腹部饰细蟠虺纹，有两个兽首状宽耳，另两侧有一对称的蜥蜴匍匐在口沿，蜥蜴的两前肢攀在沿上，而口衔缶沿，造型夸张生动。

青瓷鼓座是首次发现的越国青瓷乐器部件，即悬鼓的座基，因同时出土4件，并与钟、镈、铎、錞于、丁宁、句鑃共出，故将其定为鼓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鼓座上部有6条堆塑的双头蛇，蛇身饰鳞纹，弯曲作游动状，头向上昂，两蛇相交，栩栩如生。

民族音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伍国栋教授表示，中国先秦音乐史研究大多是以中原音乐为中心而展开的，对吴越地区的音乐文化提及不多，实证材料不足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次越国随葬青瓷乐器如此大量集中出土，十分罕见，这庞大的地下乐器库也体现了当时音乐生活的丰富多彩，填补了东南地区古代音乐文化史料不足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