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世人所知的是秦王朝的强盛,但秦人的来源、早期的生活以及向东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先祖大骆非子所居的“西犬丘”及早期秦都邑、西周秦人的中心活动区域,就在今甘肃东南部的陇南及天水一带。20世纪20年代,礼县盐关-罗家堡一带出土了著名的“秦公簋”;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青铜重器百余件,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认该墓地为秦公西陲陵墓区;2001年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进一步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秦人早期都邑及其先公、先祖陵墓所在, 200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的学术成果。
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永平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隔河与南岸的山坪城址相对,西侧有永平河自北而南注入西汉水。遗址以东的西汉水河谷平坦开阔,以西则狭窄蜿蜒。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
2006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9座,祭祀遗迹一处。
祭祀遗迹位于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约20米,包括大型“乐器坑”一座、人祭坑4座。
21号建筑基址位于城址内南端较高处,夯土基址呈南北向纵长分布。该建筑四周为夯土墙,西墙在地面以上还有部分保存,其他三面只剩夯土墙基。整个建筑基址南北全长103米、东西宽16.4米,东、西墙之间正中发现平行排列的18个大型柱础石。该建筑基址的基本结构仍大体清楚,似为大型府库类建筑,大约始建于春秋早期晚段或春秋中期早段,战国时期废弃。墓葬有3座未被盗扰。大的一座出土铜器9件(包括鼎3件、甗1件、盂 1件、短剑1件),另有石圭130余件、陶器6件等,年代为 春秋中期偏晚。
大型乐器坑长8.8米,宽2.1米,深1.6米,坑口距地表深约2.1米。坑内南排的木质钟架朽痕旁,依次成排放置有 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8件甬钟,镈和钟各附带1件青铜挂钩;北排磬架(仅存朽痕)下有2组共10件石磬,均保存完好。青铜镈一大二小,大的一件铜镈造型及纹饰华美,鼓部有铭文20余字,与过去发现的秦武公镈相似,年代为春秋早期。4座人祭坑每坑埋人骨架1—2具,肢体屈曲,其性质当为杀人祭祀。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大型乐器坑的发现,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自2004年始,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诚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6年度重点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进行发掘。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1992—1993年,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遭盗掘。1994年3—11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大墓进行了劫后清理,发掘2座中字型大墓和2座车马坑(其中1座未清理),对大堡子山遗址调查、钻探面积150万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夯土城墙、建筑基址、墓葬、车马坑、灰坑等。大堡子山城墙依山坡而建,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城墙断续长约1000米,南北城墙长约250米。保存较好的一段城墙位于东北角,长约6米,高约3—4米,夯层厚0.08—0.1米。城墙内遗址总面积约 25万平方米,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和堆积较丰富的文化层及少量小型墓葬等,被盗的秦公大墓、车马坑和新发现的乐器坑也位于城内。东北城墙外为中小型墓地,分布密集,钻探出400余座。
与大堡子城址隔河相望,在西汉水对岸的山坪也发现一座城址。夯土城墙断续残存约400米,并发现早期秦文化堆积,初步判断这里也是一座早期秦文化遗址。2006年度大堡子遗址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其中,发掘大型建筑基址1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2处(发掘9座),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
21号建筑基址位于城内南端较高处,西面背靠黄土断崖,东面俯视河川。夯土基址呈南北纵长分布在二级梯地(现已退耕还林)土层之下,梯地高差约3米,上一级梯地建筑基址以上地层堆积厚约2.5米,下一级梯地多数探方耕土下即见基址。从发掘情况看,该建筑四周为夯土墙,西墙地面以上残高0.3—0.6米,墙宽约1.5米,地下墙基宽约3米;东墙北半部、北墙以及南墙东半部只剩夯土墙基部分,宽约3米。整个建筑基址南北长103米、东西宽16.4米(包括夯土墙基在内的宽度),东西墙之间的正中发现18个大型柱础石,间隔约5米,与东西墙一字平行排列。该建筑基址保存状况虽然较差,但基本结构大体还是清楚的,房址内没有发现隔墙之类的遗迹,似为大型府库类建筑。从地层堆积、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夯土内的包含物初步分析,大约始建于春秋早期晚段或春秋中期早段,战国时期废弃,汉代遭严重破坏;20世纪70年代因平整梯地,该建筑东墙、北墙以及南墙东段地上部分基本被毁,只剩墙基部分。
发掘中小型墓葬9座,其中3座未被盗扰。大的ⅠM25位于东北城墙外的墓地,长4.8米,宽2.7米,深10.1米。出土青铜器9件,石圭130余件,陶器6件,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乐器坑位于被盗秦公大墓M2的西南部,相距约20米。长8.8米,宽2.1米,深 1.6米,坑口距地表深约2.1米,东西方向。坑内南排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3件铜虎(附于镈)和8件甬钟,镈和钟各附带有1件青铜挂钩;北排磬架(仅存朽痕)下为2组10件石磬,均保存完好。青铜镈一大二小,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镈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 余字,尚待清理释读。该镈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镈以及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近似,年代为春秋早期。
与乐器坑同时发现的还有人祭坑4座,每坑埋人骨架1—2具,肢体屈曲,其性质当为杀人祭祀。乐器坑的性质与人祭坑相同,也应属于祭祀性质。这种用青铜s乐器坑或礼器坑祭祀的方式曾在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发现过,其年代略晚于大堡子山乐器坑,为春秋中期。郑韩故城礼乐器坑单个坑面积较小,但坑的数量多,整体规模更为宏大。大堡子山乐器坑距离被盗秦公大墓很近,当与大墓有关,至于实施该祭祀活动的行为人(该坑的主人)以及所祭祀的对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该乐器坑是在大堡子山遗址遭多次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在坑的附近及坑上部先后发现10多个盗洞,南侧最近的一个大型不规则盗洞长约5.6米,宽3.9米,深3.4米,距离坑边仅 0.2米。
墓地分大堡子山、赵坪圆顶山等几个墓区,墓区总面积18平方公里。1994、1998年两次共发掘墓葬14座,调查勘探面积21万平方米。墓区的中心是大堡子山墓区,它以M2、M3为主,周围有规律地间距5-7米东西向排列中小型墓,面积约6万多平方米。
M2、M3均为中字形大墓,墓向东向,基本呈南北平行排列。南侧有从葬的车马坑2座,亦东向。M2、M3墓室均呈斗状,东、西两个墓道,内设二层台,仰身直肢葬,头向东。M2全长88米,东、北、南二层台上共殉葬七人,葬具为木椁、漆棺,墓底有腰坑,内置殉犬、玉琮各一。西墓道填土中殉奴12人及殉犬1只,出土石磬5件,其余随葬品均被盗掘。M3全长115米,墓室结构及殉人情况与M2略同。中小型墓均为竖穴土坑墓,其规模、随葬品等较两座大墓简单。该墓区遭严重盗掘,随葬品多被劫掠一空。
圆顶山3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均向东,二层台上均有殉人。出土随葬品较为丰富,其中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主要器物组合为鼎、簋、壶、盉、尊等,青铜兵器有戈、剑、镞等。陶器有喇叭口罐、鬲、壶、仿铜陶鼎,玉器主要有玦、环、圭等。其M2使用了七鼎六簋,并出土有铜柄铁剑和鎏金铜柄铁剑。
大堡子山遗址及墓群中大量殉人和青铜礼器的出现,表明该墓地规格相当高。墓群虽遭严重的盗挖洗劫,但已发现的墓葬及流传于外的青铜重器对研究先秦时期秦人社会活动和地域、经济和文化等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探索秦国早期秦公陵园的重要线索。
大堡子山墓地的发掘,使西山陵区得到了确认。根据史料记载,秦襄公和文公葬在西山陵区是没有问题的。西山应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不是陈仓西北之山。
西山陵区是秦国建国后一个国君陵区。随着西山陵区的发现,从春秋早期到秦统一的秦国国君陵园基本都已经找到了,这为秦国陵寝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大堡子山城址及其周边一些年代相近的遗迹的挖掘,基本确定了大堡子山一带是早期秦人的一处重要都邑,极有可能就是“西犬丘”的所在,是我国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乐器坑的发现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大堡子山遗址的调查、钻探和发掘所取得的成果,对认识大堡子城址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大堡子山国保单位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大堡子山墓地的发掘,为进一步开展早期秦文化的调查和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手实物材料,同时也为进行这一地区的文物保护,文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大堡子山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次大型宫殿基址的发现,从体量大和其他特征上判断已经被证实为秦早期所有,并且人牺牲和大型古乐器的同时出现也证明了当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礼乐祭祀制度,已经是贵族和王亲所有,是标志性的发现。
大堡子山遗址较之陕西发现的雍城陵,东陵,郦陵相比为时间较早的,它的出土虽然在规模和文物观赏性上无法和其他三个陵墓相比,但填补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对秦早期研究的一块空白,研究和史料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并且在出土的文物上也可以进一步发展到看到早期的祭祀形式继而对当时礼乐和祭祀制度展开研究,从而解开从西周到秦早期的研究空白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