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春锣的起源,春锣产生于春天,早先的农民对季节变化模糊不清,为不延误农民播种,每年春季,朝廷就派人到乡间鸣锣告示,提醒农民耕种。随着日历的普及,春锣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流传至今。
春锣的一般认为由民间“报春”演变而来。旧时历书未普及,报春人就身背锣鼓,把二十四个节气编成歌,挨门串户提醒人们及时播种。历书普及后,春锣逐渐演变成祝贺新年、传吉报喜、说唱人物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艺人的流动演唱还把春锣传到了宜春、万载和湖南醴陵、浏阳等地。
1956年,春锣艺人荣孝善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民间艺术节上表演,开创了春锣登大雅之堂的先例。1998年、2002年,作为江西惟一的代表曲种,萍乡春锣先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北京长安大戏院参加了第三、四届中国曲艺节。春锣俨然成为萍乡的一张“文化名片”。从单人唱发展到两人或多人唱,单纯的锣鼓伴奏到增加二胡、琵琶、唢呐等乐器伴奏,萍乡春锣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创新。但没有专项经费,缺乏活动场地、设施,专业创作人员和演出人才青黄不接,这也是春锣这一民间珍品当前的现状。
春锣在萍乡有近200年的历史。因为当时的农民对季节变化模糊不清,为了不耽误农民播种春耕,朝廷每年春季就派员到乡间地头鸣锣告示,动员农民耕作。随着日历的出现和普及,春锣失去了存在的实际意义。于是,从解放前开始,每年的正月一些略懂说唱艺术的民间艺人就以手里敲着锣鼓、口里用萍乡方言唱赞歌的形式走村串户,以求得主人赏赐的少许钱币。春锣,当时成为了穷人谋生的一种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萍乡一批民间说唱艺术的活跃分子将萍乡春锣进行艺术加工,在唱腔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在50年代,当地著名的乡间艺人荣某将萍乡春锣敲到了北京天安门,唱进了人民大会堂。为了提高萍乡春锣的艺术品味,萍乡市采茶戏团原副团长雍开全将清唱的萍乡春锣进行了配曲,在唱腔上将萍乡采茶戏的反情调融合在萍乡春锣里。克服了该曲种原先唱腔低调,吐字不清等弱点和缺陷,使表演者的唱腔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克服了原先乐器单一,一个人独自“作战”的局面,使一些大型的乐器也为这门独特的说唱艺术服务。
春锣用萍乡方言演唱,它的基本唱法是七字句,有时为了增加节奏的变化,它也采取戏曲中的垛板滚唱,这些音调与萍乡方言结合很紧,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相传一般艺人唯独不大敢进中药铺,尽管店主报酬丰厚,那数以百计的中药名称往往令艺人们怯而止步,望着这令人唾涎的丰厚偿赐而不敢问津,诚然也有敢吃这个肥?的“大师”,只不过是凤毛麟角罢了。
它以明快的节奏、诙谐的语言和简便灵活的演唱形式而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演唱者身披一黄色绸或布袋,将一面直径约200公分的小鼓系在左腹部,鼓边挂一同样大小的小铜锣,左手持鼓签,右手持锣槌,敲打出“咚咚咚呛|咚咚咚呛|咚呛咚呛|咚咚咚呛”的节奏,作为曲首的过门和段落之间的间奏音乐。
传统春锣演唱的最大特征是“见赞”;三皇五帝、文武百官、九流三教、平民百姓、男女老少,见人赞人;烟茶酒果、绸缎丝棉、竹禾药材、桌椅摇篮,见物赞物;起屋造船、修桥补路、蒸酒熬糖、纺纱织布,见事赞事。一个才艺高超的老艺人,往往记下了数以百计的小段子,对人对物对事都能应对如流。
采用萍乡当地的方言,走村串户,经过改良,克服了乐器单一、独人演出的缺点,成为独特的地方说唱艺
术。红绸系小鼓,鼓边挂小锣,左手持鼓签,右手拿锣槌,一边敲来一边唱。这便是为萍乡人喜爱的春锣。
春锣由一人演唱,演唱者用红绸系一面直径为15公分的小鼓,鼓边挂一面小锣,左手持鼓签,右手持锣槌。在演唱之前或间歇之中,演唱者挥动鼓签、锣槌,敲打出|仓冬冬仓|仓冬冬仓|仓冬冬仓冬冬仓冬冬仓的锣鼓节奏,然后左手用鼓签击鼓沿为板,开始演唱。
春锣用萍乡方言演唱。曲词多属于咏赞体,都是一事一赞的小段子,即见事赞事、见物赞物、见人赞人。这些赞语上及三皇五帝、忠臣良将,下至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曲词。老艺人多能背诵上百段的春锣曲词。过去常演唱的有《赞炭棚》、《赞茶》、《赞五谷》、《赞新店开张》、《赞新婚大喜》等。曲词语言通俗流畅,生动形象,演唱常用夸张手法。曲词句数不拘,一般是两句一韵,有时也四句、八句一韵,换韵灵活。
传统的春锣曲目,多为短篇,小段,除《大春头》、《小春头》属中篇外,近代春锣艺人开始演唱《香山记》、《许真君斩孽龙》之类的中篇故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安源工人中流传的春锣曲目《劳工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曲艺曲目)创作的开篇之作。已发行了5万多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