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来宝又名顺口溜、溜口辙、练子嘴,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最初是艺人用以走街串巷、在店铺门前演唱索钱。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串街走唱”和“撂地演唱”的过程。由于艺人把商店经营的货品夸赞得丰富精美,“数”得仿佛“来”(增添)了“宝”,因而得名。据说早在明朝初就有了数来宝的师承关系和13门户,清末民初的著名艺人有海凤、曹德奎、刘麻子、霍麻子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有高凤山、王凤山等。北京一带有索、李、朱3家;江北有丁、郭、范、高、齐五家;江南有桃、李、杏、花、春五家。数来宝进入小戏棚演唱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曹德奎、刘麻子、霍麻子等。
数来宝的表演为韵诵式的数唱。传统唱词大都是即兴编唱,依一定的程式,凭借着演员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即兴创作的才能,讲今说古,类编排比、夹叙夹议。唱词的句式为上六下七的上下句式,上句六个字可为三、三句式;下句七个字为二、二、三句式。采用“大花辙”的押韵方法,上下句尾字要求同辙同韵(同一个声调),数唱中可穿插简短说白。
数来宝艺人凭借广泛的生活知识,见景生情,即兴编唱,有的还能讲今比古,引经据典,夹叙夹议,积累了一些固定的套子词。后来吸收了对口相声的表现手法,形成对口数来宝,进一步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出现了一些针砭时弊的新唱段。诙谐、风趣是数来宝的艺术特色之一。数来宝的基本句式为上六下七,上句六字为三三,下句七字为四三、二五、二二三。上下句的末一个字要合辙押韵,并且同一声调。两句一组,可以一组一辙,也可以连续几个、十几个句组一辙。唱句中还可以插入一些独白,如过口白、夹白等。
数来宝在它的演化过程中使用过多种击节乐器,如高粱竿儿、钱板儿、撒拉机、牛胯骨、三块板儿、三个碗儿、开锄板儿(又名和平板儿)等。现普遍使用七块板儿,大竹板儿两块叫大板儿,小竹板儿五块叫作节子板儿。大竹板儿有多种打法,有演唱之前的开头板儿和演唱中的小过门儿,还可以打出种种花点儿制造气氛,有时摹拟某些音响,有助于表达唱词内容。
数来宝的伴奏乐器几经演化,曾使用过钱板儿、撒拉机、牛掀板骨、三块板儿等。后来普遍使用七块板即两扇大竹板(称为大舀)和五扇小竹板(称为节子),表演时用以击节伴唱,制造气口,衔接唱词,烘托气氛。也可在演唱之前敲击出复杂的节奏、多变的音响作纯技艺性表演。
数来宝的传统曲目有《生意行》、《同仁堂》《棺材铺》《十字坡》《杨志卖刀》《诸葛亮押宝》《董家庙》等,还有反映军阀混战的《直奉战》、《打南口》等故事性较强的时事新闻唱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胶东解放区流传过数来宝艺人栾少山编写的《大臭虫》《算算帐》等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数来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舞台。北京市曲艺团数来宝演员高凤山、王学义等,挖掘、整理、上演了一批优秀传统曲目,并创作了《黑姑娘》、《综合利用开红花》等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现代曲目,受到观众欢迎。同时,数来宝在部队文艺活动中普遍流行,出现了《战士之家》、《从军记》、《学雷锋》、《巧遇好八连》、《壮志凌云》、《硬骨头六连战旗红》
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数来宝在北京各部队曲艺团队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山东快书演员刘学智、刘洪滨等一批曲艺演员锐意革新、勇于实践,采用多道辙、大跳跃的创作手法,积极反映人民军队及地方火热的现实生活,编演了许多优秀作品,如《战士之家》《从军记》《青海好》《人民首都万年青》《军营新歌》《我的弟弟》等。
数来宝本来是流落于民间的乞丐要钱的一种手段,他们用两个牛胯骨(内行叫“合扇”),上面拴有十三个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头上有两个红缨,敲打着念自己编的词向商号要钱。他们站在门口左右都有规矩,分为“梭”家门和“李”家门,还有一种叫“梭李不靠”的。他们要钱非达到目的不走,如果商号态度不好或出口恶言,他们便编词骂街,一定要给钱才走,是一种耍无赖的要钱方式。但他们都很聪明,能见到什么就编什么词,虽然商家讨厌他们,但得到多数旁听人们的赞赏。商家给钱他们不用手接,而用牛胯骨去接,也有用“节子”板(即七块竹板)的,要钱的方法和唱的词句也相同。戴少甫演出即用“节子”板伴奏。戴少甫吸收了这种民间艺术,经过他加工整理,改编成适合相声的形式,充实了内容,增添了许多“包袱”,也淘汰了许多粗俗不健康的词句,使《数来宝》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在演出时先和副手于俊波扮成一男一女,入活后戴扮数来宝要饭的,于俊波作商号掌柜的。
这样,在矛盾互相冲突和发展中达到了艺术的高潮。数来宝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亟待保护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