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
宁波商帮对中国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川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
1830年，方性斋、方润斋、方仁和兄弟三人在上海开设南履和钱庄。1870年，方黼臣、方季扬将其改组为安康钱庄，盈利为当时钱业之冠。至1950年钱庄歇业，是上海影响最大、营业时间最长钱庄。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镇海方氏家族总共开办了43家钱庄，位列上海九大钱业集团之首，为上海钱业翘楚。
鸦片战争后，方润斋、方梦香在上海开设方萃和糖行，每年营业额达高三百万两，为糖业翘楚。
1853年，翁景和在上海开办大丰洋布店，专营进口布料批发，为当时国内最早的进口布料批发商。
1854年，费纶志、李也亭、盛植管集资白银七万两，向英国方面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为中国本邦机器轮船之肇始。
1862年，叶澄衷在上海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店”，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分号遍布全国，被称为“五金大王”、“火油大亨”，总资产达800万两白银以上。
1867年，许春荣、翁氏在上海开设大丰洋货号，时为上海最大进口洋布的华人商号。
1870年，叶澄衷在上海盘下德商可炽煤铁号，专营进口煤和铁，这是上海第一家专营煤铁的商店。
1878年，张尊三开设元记东洋庄，是近代中国规模经营日本海产品之第一人。在民国初年发展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水产商行，张尊三亦被称为“鱼翅大王”。
1881年，方仰峰在杭州设立方裕和南北货商店，成为当时杭州南北货业翘楚。
1882年，董秋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厂——“永昌机器厂”，修造小火轮，后又制造缫丝车，为这些行业的肇始。
吴锦堂在日本经商大获成功，个人财富一度位列日本当时财富榜的第12位，成为日本著名的“关西财阀”。
1887年，严信厚投资白银5万两，在宁波开设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
1888年，顾松泉在上海创办“中西药房”，为上海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西药房。
1889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鸿安轮船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华资轮船公司。
1890年，黄楚九在沪创办中法药房。1907年，合伙夏瑞芳等人创办五洲大药房。黄楚九、项松茂皆为新药业先驱和翘楚。
1891年，戴嗣源在上海成立戴生昌内河官轮局，规模可观，航线遍布长江三角洲个内河港口，是中国第一家内河轮船公司。
1896年，江良通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是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1896年，鲍咸昌、鲍咸恩、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大型出版企业，在东亚曾一度雄居业内翘楚。
1897年，盛宣怀委派严信厚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严为第一任总经理，严与叶澄衷、朱葆三位列“九总董”之中。
1902年，由盛宣怀委派，严信厚联合当时上海商业名流，筹建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务会议公所，严任第一任所长。1904年，上海商务会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任总董。1912年又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均由宁波籍人士担任。
1905年，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
1905年，孙梅堂在宁波创办制钟工场，首创生产国产时钟。
1917年，孙梅堂在上海盘进了法国人创办的著名亨达利钟表行，后在11个大城市开设了25家分店，成为当时中国钟表业翘楚。
1919年，庄鸿皋开设了“亨得利”钟表行，在全国各地也有60多家分店，这两家钟表行执20世纪初国内钟表业之牛耳。
1905年，张正安在杭州创办张顺记洋服店，从事西服制作与销售，为杭州西服店之鼻祖。
1906年，何积藩在上海开设的“列丰行”商号，是上海开设最早的一家华商百货西洋庄。
1906年，赵孝林在上海创办万昌钢铁机器厂，以冷气压缩机及冷气安装工程为主要业务，是上海最早经营冷气安装的企业。
1906年，宋炜臣在汉口投资既济水电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由中国人投资的水电公司。宋先后在汉口等地兴办火柴厂、扬子机器厂、官池口铜煤矿等，被誉为“汉口头号商人”。
1908年，叶又新与樊时勋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毛纺织厂——上海日晖织呢厂。
1910年，王才运在上海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西服企业。
1911年，红帮裁缝张方诚为孙中山先生创制了第一件“中山装”。
1912年，王万荣到上海广告社当学徒，后任上海荣昌祥广告公司经理，因设计电影《夜半歌声》、“鹅牌”商标的路牌广告而声名鹊起，被誉为“广告大王”。
辛亥革命后，唐爱陆在汉口创办国货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国货公司。
1912年，陈万运、沈启涌、沈九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毛巾厂——三友实业社，所生产毛巾畅销全国。
1912年，柴宝怀、丁丕山等人在上海创办“协大祥绸布店”，这是上海绸布业中第一家大型绸布商店。
1912年，张同孚在上海创办上海协成裕记银箱厂，制造保险箱，后进一步并购其他企业，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保险箱生产企业。
1912年，方液仙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兴办了我国第一家牙膏厂，并生产多种轻工业产品，被誉为“化工大王”、“国货大王”、“中国日用化工的奠基人”。
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联合执导了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难夫难妻》。1922年二人又合作创办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张于1922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张石川被誉为中国电影之鼻祖。
1913年，王生岳在上海创建王岳记机器厂，是上海最早生产加工齿轮的厂家。
1914年，乐汝成在济南创办泰康罐头食品有限公司，1923年迁址至上海，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产销联营大型食品企业。
1915年，虞洽卿创办三北航业集团，是当时中国航运业中最大的商办航业集团，其总吨位约占全国民族航运业总量的七分之一。
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在上海创办幻仙影片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自立的影片公司。
1916年，林信昭在上海创立第一家医疗器械厂——林德兴五金工场。
1921年，钟章耀与胡永年在上海创办耀昌医疗器械号，并任经理。以上这两家企业为民族医疗器械业的肇始。
1917年，宋汉章、盛竹书、张公权等人在上海创办《银行周报》，是中国发行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经济类专业刊物。
1917年，上海成立钱业公会，朱五楼任第一、二届会长。1920年公会改造后，由秦润卿担任会长，时间长达20余年（除第五届任副会长外）。秦被公认为上海钱业界领袖，有“上海钱业第一人”之称。
1917年，余华龙在上海创办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皮鞋店。
1918年，宋汉章担任上海银行公会首任会长。
1918年，李组绅、李组才在天津与曹汝霖、陆宗舆共同创办利济贸易公司，推举叶星海为董事长，李组才自任经理，为天津华商对外贸易行之肇始。
1919年，王宝信在上海创办益泰信记厂，为国内制造铝质日用器皿之肇始。
1919年，李安绥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毛绒纺织厂，方椒伯任董事长。
1919年，姚德甫在上海创办华通电业机器厂，其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工业的奠基人。
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闻兰亭等人在沪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中国第一家华商交易所，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1920年，郑源兴、郑方正创办上海最大蛋制品出口企业——“茂昌蛋厂”，为中国冷冻业之肇始，后每年营业额约占全国出口额的五分之一。
20世纪30年代，郑源兴任中国冰蛋业公会会长、世界蛋业公会理事长。
1921年，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
1921年，胡西园研制出中国第一只白炽灯泡，192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灯泡制造厂，是中国电灯泡工业之肇始。
1921年，王伯元在上海开设裕发永金号获成功。后其又投资钱庄、银行、保险公司等行业，成为当时著名实业家，被称为“金子大王”。
1921年，黄楚九在上海创办上海日夜银行，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日夜全天营业的银行。
1921年，项松茂等人在上海组建“五洲固本皂药厂”，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制皂企业。
1933年，方液仙联合二百多家厂家，在上海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开设了中国第一家中国国货公司。
旧上海
严信厚、虞洽卿、朱葆三、周晋镳、叶澄衷（“五金大王”）、俞佐庭、金润庠、方椒伯、方液仙（“日化大王”、“国货大王”）、任士刚（“汗衫大王”）、刘鸿生（“火柴大王”）、项松茂（“制药大王”）、黄楚九、秦润卿、盛丕华
汉口
宋炜臣
津门
朱继圣、王铭槐
香港
包玉刚（Yue-Kong Pao）（世界船王）、董浩云（Tung Chao Yung）（世界船王）、安子介、包兆龙、厉树雄、邵仁枚、邵逸夫（Run Run Shaw）（影业巨子）、邱德根、王宽诚、曹光彪（“毛纺大王”）、陈廷骅（Chen Din Hwa）（“棉纱大王”）、邵炎忠（“电子大王”）、周亦卿、李达三、袁仰安、王守业（Dah Sing Bank Limited创办人）、范鸿龄、李惠利。
台湾
张忠谋（Morris Chang）（芯片大王）、张敏钰（“水泥大王”）、王传麟（“棉花大王”）、翁明昌 、翁大铭
大陆
丁磊（Ding Lei）（中国NetEase创办人）、鲍岳桥 （中国联众创办人）、徐立华 （波导Ningbo Bird创办人）
美国
应昌期、应行久、应立人、张济民、毛昭寰（William Mow） （Bugle Boy创办人）、庄思浩（Alfred Chuang） （BEA Systems创办人）、朱敏（Min Zhu）（WebEx创办人）
德国
陈名豪 （德国汉堡中华会馆理事长）
澳大利亚
叶立培
东南亚
胡嘉烈（新加坡，南洋巨商）
日本
张尊三（“鱼翅大王”）、吴锦堂（关西财阀）、孙忠利 （日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傅在源 （日本三晶实业株式会社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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