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
周敦颐出身汝南周氏一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五月五日，周敦颐生于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保（今湖南永州市道县楼田村）。周敦颐有一个大他十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周砺，有一个大他五岁的姐姐周季淳，还有一个小他四岁的弟弟周敦贲，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极好。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还不到十八岁的姐姐周季淳因病早逝了。两个月后的一天，周敦颐八岁的弟弟周墩贲又因病夭折。
天圣七年（1029年），十四岁的周敦颐请示父母，在仆人周兴的陪伴下，带着简单的生活行李，带着许多书本，揣着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奔向月岩，专心读书思考。
天圣八年（1030年），周敦颐十五岁这一年，父亲因病去世了。经过两个多月的旅途奔波，周敦颐跟着母亲投靠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因他聪慧仁孝，深得郑向喜爱，又酷爱白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
景祐三年（1036年），郑向依据官衔，按照惯例，可得到朝廷的恩荫，准许一名子弟出来做一名小官。爱之如子的舅舅将这个机会给了他，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就在同一年，周敦颐娶朝廷兵部职方郎中陆参之女陆氏为妻。
景祐四年（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转运使，周敦颐离开衡阳随舅迁润州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舅舅、母亲相继去世，周敦颐按照母亲的遗嘱，把她安葬在润州，与舅舅郑向为伴。之后，周敦颐便在润州鹤林寺守丧，期间见过范仲淹。
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颐二十四岁，三年守丧期满，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
庆历四年（1044年），吏部来分宁考核，周敦颐得到广泛好评，二十八岁的周敦颐开始了他仕途的第一次升迁——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
庆历六年（1046年），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县令年期间，最突出的政绩是兴教办学。一来郴县，周敦颐就在公务之余，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讲学。二程的父亲大理寺臣程珦在南安（今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认识了周敦颐，见他“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同他结为朋友，随即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至南安拜其为师受业。
庆历六年（1046年）冬，升移到郴州的桂阳任泽区令（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
皇祐四年（1050年），被改任为郴州桂阳令，继续兴教办学。
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今江西南昌）。到任时，当本地人得知他就是当年在宁做官时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颐，就高兴地说：“他是可能明辨是非安宁刑狱的人，我们这些人找到诉说的人了。”（选自《宋史·道学一》本传）
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签书署合州判官，共计五年。一年后生下长子周寿。不幸的是，儿子不到一岁，妻子陆氏便病故了。
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从合州经过，与周敦颐交谈三日，既投缘又深感周敦颐的崇高正大，旷达潇洒。就在第二年，把自己的妹妹蒲氏嫁给了周敦颐。三年后生子周涛。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今重庆合川)解职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职的王安石。他们相互间仰慕已久，在京城，在一个风清月明的夜晚，周敦颐应邀造访了王安石。王安石对年长自己四岁的周敦颐充满了崇敬，相见恨晚。以至于周敦颐离开了，他还久久地回味着、感慨着，忘记了睡觉和吃饭。他们这次的聚会和交谈，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启悟。
嘉祐六年（1061年），迁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知道他要经过江州，就提前赶到江州等候，在驿馆与周敦颐见了面，邀他一起游庐山。
嘉祐八年（1063年）的5月，周敦颐应邀与一群文朋诗友游玩聚会。兴之所致，大家便相约写诗作文。周敦颐一气呵成挥笔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西路刑狱，次年移知南康军。
熙宁三年（1071年），转为虞部郎中，提升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次年，领提点刑狱事。 周敦颐在广东提点刑狱的职位上干了不到一年。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勤政的他四处巡按，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
熙宁五年（1072年），周敦颐不幸感染了瘴疠，辞官归隐定居在庐山莲花峰下，他将母亲的坟墓也从润州迁来葬在离他居所很近的地方。他将门前的小溪正式命名为家乡的“濂溪”。定居于江西庐山濂溪书堂。
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七日，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五十七岁。
《周元公集》
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平生精粹，尽於《太极图说》《通书》之中。词章非所留意，故当时未有文集，《周元公集》为编修朱筠家藏本。
《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是中国宋代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 。
全文249字。该文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文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该文主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
《通书》
《通书》是周敦颐读易经的心得。学易经，搞预测的也多，搞风水、看相算命的还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么样？这些预测大师的境界、文化、气质就未必能高明起来。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于儒释道三教，在通过学习易经的过程中，将其心得写了短短四十章。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释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释道的智慧通过易经的读书心得凝练在一起。
《爱莲说》
周敦颐认为，那菊就是花中的隐士了。“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而莲，则是花中的君子。这就是作者所做的一个区分，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也就认同了作者的这个区分。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要追求的是什么。现在看，像陶渊明那样爱菊花的人太少了、越来越少了。而像作者这样爱莲的人，那大概也就更少了，那么在现实社会当中，更多的人们去爱的是牡丹这样的东西。他的话里就是说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种荣华富贵的生活。所以三种花分别暗喻了三种人生的价值追求。
作者周敦颐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他的价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君子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正直，具有独立人格，令人敬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君子和隐士相比，他不避世，敢于担当，“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追求富贵的人相比，他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作者周敦颐也应该是一位儒者。
一、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二、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三、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总起来看，他认为，“万物”是从水、火、木、金、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阴阳二气又是从“一”变化而来的。他所谓“一”，就是《老子》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把“无极”和“太极”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显示周敦颐“合老庄于儒”、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一”与“万”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从一到万、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无极（太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不过，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
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所谓“生阴生阳”、“分阴分阳”，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分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太极的“一动一静”，即如果没有“无极（=太极）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气）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产生万物。因此，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两句话与“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联系起来看，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变化无穷”、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这就在“万物”、“五行”、“二气”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无极（或太极）。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通书》）这种“合理性”，周敦颐叫做“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又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他认为，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为达到"至诚"，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让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他还从道德论的角度，阐述礼乐。认为礼就是理（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朱熹认为周敦颐的“太极”说是“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通书》）这一评价虽有以朱解周、求之过深之处，但多少概括了周敦颐哲学思想的某些特征。以后道学家争论的理气关系、动静关系和理欲关系等问题，都可以在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具体而微”端倪。在宋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周敦颐的“发端”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胡宏《通书略序》：“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黄宗羲《宋儒学案》：“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宋微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谥元，故称元公(学生二程同时谥纯谥正)。南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1319)封道国公，历朝入祀孔庙。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封其后裔十二代孙周冕世袭五经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共封十三位五经博士，这是自汉武帝尊儒设五经博士之称以来，获五经博士最多时间最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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