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是当代作家龙应台和其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在信中龙应台和儿子交流内容很广泛,有音乐、电影、民主、权利、德国教育制度、东西方文化碰撞等,安德烈“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认真”;龙应台则“有八分认真,二分知性怀疑”。安德烈对龙应台“嘲笑有加”;龙应台对安德烈“认真研究”。
1999年,安德烈14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返回中国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她和安德烈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电话打久了就变得无话可谈。
2003年,龙应台卸任公务员职务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所以龙应台就想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就这么下去,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第二个选择就是,做些事情来认识一个18岁的人。如果是前一个选择的话,龙应台挺不甘心。所以才会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着被安德烈拒绝——她还是找了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形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后来成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中国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中国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
安德烈(Andreas Walther),1985年12月生于中国台湾,八个月大移居瑞士及德国。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学很“好玩”。
思想主题
《亲爱的安德烈》包含着多重“复调”。作为观念冲撞的展示,它的第一重是母亲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的对话——细读开去可感受到,这有往有来大致对称的文本,既展示了对话的可能,又证实了对话的虚妄,也就是对话之间的各自孤立——在母亲寻求沟通的努力之下,更加彰显出思想统一的不可能。第二重,是读者来信与母子俩通信之间的“复调”。正是从读者来信中,可以读到一种观念的交锋,既是对龙应台单一话语立场的一种挑战、对于大男孩安德烈有待完成的思想观念的一种修正,也是对书中人物置身的这个斑斓而多义的当代文化语境,做了一个粗略而鲜明的写真。
比如,安德烈来到香港求学,就这个城市的观感,和龙应台、弟弟菲力普、还有一般的读者,有几个回合的书信辩论。
龙应台写了一篇文辞并茂的文章《文化,因为逗留》来回复儿子:香港这个忙碌的城市没有诸如咖啡馆之类供人流连消磨的公共空间,所以,自然不能产生优雅的文化。这观点本来也不错,但是,仅仅就缺乏悠闲而便利的公共空间来展开批判,似乎失于简单。作为文化批评者,将中西文化做出对比,这是龙应台一贯的方式,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在21世纪的视野里,显然缺少足够的穿透力。
艺术特色
在这本书信集中,儿子是初生牛犊,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笔尖锐,时而正经,时而戏谑,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坦率的话语着实把严肃、认真的母亲吓了一大跳。面对青春叛逆的儿子,龙应台首先接纳了他的认识,然后才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他进行具体话语的探讨。话语中蕴涵着慧智、平等、尊重的思想和人文关怀。
从语用角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亲爱的安德烈》中龙应台的话语符合会话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的运用,使龙应台的话语处处显示出平等、理性、慧智的母性光芒。从合作原则所蕴含的关联准则、信息适量准则、信息真实准则、信息明白准则来解读她的话语,可以加深对其创作理念、创作风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