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

主要经历

户籍介绍

孙冶方（1908—1983年）

原名薛萼果，又名宋亮、一洲、宝山、勉之等。

江苏无锡市玉祁镇人。经济学家。

个人经历

1921年入高小读书。

1923年在无锡竢实学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底转为中共党员，任无锡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同时也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

1928年回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任翻译。

1930年9月回国后，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未几又改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同年底，调任沪东区工人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以孙冶方笔名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在理论战线上对托派及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史沫特莱主编的《中国论坛报》担任撰稿人。

1933年与陈翰笙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5年又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并任月刊编辑，还任英文《中国论坛》通讯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

1941年6月，去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后调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1941年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其后还担任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苏皖地区货物管理总局副局长。在山东工作时任华东财办秘书长。

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

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共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革命之路

孙冶方一生经历过种种磨难，青壮年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在抗日救国中被“口诛笔伐”，蒙受不白之怨；进入老年时期又遭受“无情”打击。他光辉的一生深受党支中央的重视、学术界的赞赏、广大群众的爱戴！下面叙述的是孙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两个故事。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该月，孙冶方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三篇文章，紧紧围绕抗日这个中心来分析人力、物力、财力，唤起民众。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的抗击，开始有组织的全面抗战。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指定孙冶方（党内名字宋亮）负责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并任文委书记。参加文委工作的还有夏衍、田汉、曹荻秋、于伶、顾准等人。

文委的活动中心是在周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里，那进被称为“孤岛”，文委的文化活动被称为“孤岛”文化活动。党直接领导干部出版社有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公开出版的报刊有《译报》、《上海周报》、《求知丛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时论丛刊》《内地通讯》等。在文艺方面，由文委委员于伶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几乎动员了上海戏剧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王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周信芳等人。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队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知道后称赞说：“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着，孙冶方在9、10月间，又连续发表文章《最后胜利的把握在哪里》、《“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的修正》、《战时的农民运动》、《十月革命的教训》等，激励人们抗日救亡。

参加新四军

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于次年初到达重庆。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周恩来开门见山的对孙冶方说，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他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许多好同志，现在胡服（刘少奇）正在重振新四军，那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骨干。”孙冶方夫妇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再经香港、到上海，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1941年7月1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当天，孙冶方就受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热情接见。刘少奇对孙冶方说：“党校很重要，大多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如果讲课时对某些疑难的理论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可随时向华中局请示。”孙冶方被华中局先后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科教员。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在编写《马列主义原理》教课书过程度中，写到《方法与理论》一章时，碰到了一个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问题，既对有些同志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怎么办，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请示信，刘少奇肯定了孙冶方的看法，并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即《答宋亮周志》。

1942年春，华中局党校成立校长委会，孙冶方为校委会委员仍兼职教育科长。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新四军之前，为孙冶方平反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任职情况

建国后曾经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主要作品

著作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孙冶方不仅在经济理论上造诣深，而且有胆识、有创见。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而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这位正直敢言的学者，因为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孙冶方同志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报告里说过，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问题。他主张，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同时，把产品在原来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的供产平衡工作，下放给企业自行处理。

学术观点

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权模式"：扩大再生产权力归国家，简单再生产权力归企业。主张抽象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与价格一致，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统计过程，有脱离实际统计数据的倾向。反对长官经济、命令经济，主张技术更精密、计算更精确的计划经济；只承认产品经济，而不承认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但仅仅是把价值规律建立在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不赞成通过自由市场，通过竞争来决定价格；认为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由生产价格决定的，而生产价格是可以通过计算而被掌握的；不承认企业是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机制坚持"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坚持"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坐牢也不放弃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