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

历史背景

宗教由来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清朝政局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流民处境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战争起因

人地矛盾激化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的人们，多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川楚地区人民从事的生计，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清廷控制薄弱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经常以各种名义进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无可申诉。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便视为奇货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为差役过于繁重，大多数山民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而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诈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可藏身的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到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为主的川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镇戍体系。在当时，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绿营军队，由汉族兵丁组成，其主要职能多为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具有开展军事行动的职能。此外，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然而，即便兵丁数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川楚地区的地方治安。

战争经过

爆发初期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发起反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教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教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教义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乱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发动起义。

流动作战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教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教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教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教义军会师。各路教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教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同年，清廷合州知州龚景瀚献“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帝亲政后立即采用。白莲教活动遇到极大困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川东北的根据地转战他处。清军终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襄阳士绅梁友谷、南充知县曾自柏、梁山知县方积都凭借这一策略捍卫了一方安定。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教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教义也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义军联合。

清廷整肃

乾隆末年，乾隆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乱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珅。和珅一党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和珅灭而纲纪肃，嘉庆终于掌握朝中人事行政大权，从而加快了扼杀白莲教起义的进程。

嘉庆在明确整肃对象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针对的必然是川楚前线大将。据统计，嘉庆自嘉庆四年（1799年）亲政到嘉庆七年（1802年）白莲教覆灭的这四年里，于川陕楚前线作战主要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都受过或重或轻的处罚。同时下令各路粮官按旬开报、按月汇奏，军中乱支军饷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镇压川楚教起义久战无功，嘉庆认为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嘉庆在亲政之后立即逮捕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嘉庆下令捉拿杀降卒冒功的达州候命福宁，下诏罪己。嘉庆又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从而统一前线指挥。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荆州教首领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四年（1799年）底，义军首领冉天元率部由陕返川，大败额勒登保部。

由于八旗、绿营兵丁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表现十分不力，嘉庆在裁撤满族带兵大员的同时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其后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与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

平定教乱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义军首领冉天元又联合各路义军抢渡嘉陵江，于蓬溪再败清军，斩总兵朱射斗。不久，集兵江油，以伏击再败清军。后因地主团练增援，冉天元被俘杀，余部万余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严。嘉庆五年（1800年）三月以前，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群众提供屋舍给他们居住藏匿，有衣食、火药来不断接济他们，有骡马和草料以备他们随时使用，且有各地教徒为义军作为向导，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1800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

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提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义军”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同时清廷又拿出一套实事求是的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为加快扼杀白莲教起义的进程，嘉庆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因勒保在川经略半载无功，嘉庆又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对白莲教采取“迎截夹击”的战略，效果显著，川楚白莲教陷入困境。

此后，清廷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义军。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扼杀川楚教起义的进程。

白莲教起义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

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白莲教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战争结果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军队被全部镇压。

战争影响

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而且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起义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川楚起义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天理教之乱。

历史评价

《清史稿》：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

魏源：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

蔡东藩：累朝元气，已被和珅一人，斵丧殆尽，才一内禅，才一改嘉庆年号，白莲教徒，即骚然四起，岂仁宗之福，果不逮高宗？若酿之也久，则发之也烈，谁为之？孰令致之？

吕思勉：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

《剑桥中国晚清史》：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