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入洛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的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古军在灭金后各自撤退。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欣，朝中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作为北宋三京所在，河南地区历来为南宋所重视，但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蒙古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至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率领的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后被改编的汉军（由汉人整编成的部队）：刘福为河南道总管，都元帅张柔屯徐州。
而南宋这边的边疆在荆襄一带推进到了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唐州、邓州一线，主政人是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川蜀一线以赵彦呐为四川制置使，两淮一线以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于绍定六年（1233年）死去，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即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即河南商丘）。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而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外的战区将帅也几乎全都反对出兵。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除此之外，宋军缺少骑兵，机动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而原先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给蒙古侵宋制造借口。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他急于夺回河南地区，尤其是原来郑州巩义在的原北宋皇帝的陵墓，于是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陵，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还下诏支持“踞关守河”的建议，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由于各地将领掣肘，最终只以六万步卒挺进河南。
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宋理宗授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率宋军主力五万人，从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渡过淮河北上；授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军马兼沿江制置副使，由他率军屯驻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以张声势”；由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先期北上，直取开封；以杨恢知襄阳府、京西安抚副使，代替史嵩之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负责运送军粮；以张嗣古权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巩固天堑，应接汴洛”。同时命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兴元府赵彦呐临边秦、巩，以牵制关内蒙军。
六月十二日，全子才从庐州（今安徽合肥）正式出发，十八日在寿州（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进入敌境，二十一日至蒙城县（今属安徽）。全子才军于二十二日到城父（今安徽亳州谯城区附近）。城父本是大城，在北宋时号称小东京，此时只有十余处民居。二十四日，全子才军到达毫州，驻城的六百余名降蒙金兵转而降宋，并在他们的引导下，宋军经魏真（今河南鹿邑县东）、城邑（今河南洛邑县西）、太康（今属河南）三县，于七月初二抵达汴京郊外二十里扎营。
蒙古将领塔察儿早就闻报宋军北进，便率所部蒙古兵退到黄河以北，故意向宋军示弱，以引诱宋军深入。撤退之前，蒙古人事先掘开黄河南岸的金朝河堤，造成两淮一带出现大片黄泛区。（当时黄河夺淮，由苏北入海。）从寿春到汴京一带，有些道路的水甚至能漫到颈部，宋军进军过程非常艰辛。宋军的后勤补给线被严重破坏，运粮队得绕过两淮黄泛区才能抵达河南境内。
七月初二，全子才军抵达汴京郊外二十里扎营，为蒙古防守开封城的原金朝降将李伯渊杀死主帅崔立，以城来献。
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只有大相国寺和原北宋宫殿变化不大。
抵达开封后，由于沿途市井残毁，白骨蔽野，加上后勤补给线被洪泛所破坏，全子才军的粮食供给面临着巨大困难。因而多数士兵只得在原地等待粮食，而以偏师攻郑州、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阳）等地。宋军所到之地，为蒙古守城的金朝降将均望风归附。
七月二十日，赵葵率宋军主力淮东兵五万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全子才虽然于七月初五就占领了汴京，却一直无法展开军事行动。蒙古人对中原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而两淮的运粮队陷入黄河泥潭，简直寸步难移。
赵葵到了汴京后，便指责全子才没有继续西进攻取洛阳。求功心切的赵葵一面派人去催军粮，一面把汴京的军粮先集中给部分兵力，让这部分兵力分到5天的粮食，而后进军洛阳。而其他留在汴京的部队，等军粮运到汴京后，再出发前往洛阳。于是，宋军前往洛阳的军队，便变成了分批投入，给了蒙古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由于赵葵对全子才没有进兵的不满，他改任他手下的徐敏子为前锋部队的监军，将全子才留在汴京。前锋部队共13000人。之后，由杨义指挥原全子才部的淮西兵以及其他部队作为第二梯队在得到军粮后前进去洛阳。部队拿到粮食之后，都纷纷叫嚷军粮太少，赵葵却仍然强行命令各军出发。
七月二十一日，即赵葵到达汴京次日，徐敏子不得已命令前锋所部的13000宋军，把5日军粮分作7日来食用，前往洛阳。
七月二十六日晚，徐敏子派宋军前锋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率200宋军抵达洛阳，城内没有任何守军，洛阳居民上千人登上城墙欢迎宋军收复西京洛阳。
七月二十八日，宋军第一梯队13000人全部进入洛阳城，赵葵迅速将收复洛阳的捷报传到临安。
七月二十九日，宋军粮尽，而洛阳残破无法补给，只得采野草和面作饼而食。宋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在听知宋朝北伐之后，蒙古人虽然放弃洛阳北渡黄河，但是在洛阳、孟津、潼关等大片地方却留下不少的蒙古骑兵哨骑侦察宋军动向。在宋军前锋离开汴京前往洛阳之后，塔察儿命令部将再次渡过黄河，到洛阳东边的龙门地区埋伏，并准备在放过宋军第一梯队进入洛阳城后，才突袭宋军第二梯队，把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然后再各个击破。
七月二十九日，宋将杨义率领的第二梯队15000人，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行军后，抵达洛阳城郊的龙门镇。杨义命令全军就地休憩。宋军官兵刚散坐进食，附近的山顶上却顷刻立起了两把红、黄大伞。蒙古骑兵顿时从四处疾驰而来，在其主将刘亨安的带领下，击杀宋军。宋兵以弓弩手为主，在这猝不及防的攻击中根本来不及列阵，刘亨安又横槊冲突于宋军中，致使宋军全军大溃。大部分人被拥入洛水溺死，只有主将杨义和少部分斥候逃入到洛阳城中。龙门之战，是一场典型的蒙古骑兵伏击战。宋军第二梯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洛阳城里的第一梯队遭到孤立。
龙门之战后，蒙古趁机逼近，前锋到洛阳城下扎寨。宋军无援无粮，而洛阳城大人少，守城也是不可能的。于是监军徐敏子决定趁着蒙军主力未到，突围回师。洛阳的宋军一面袭击蒙军前锋掩护宋军主力的行动，一面于八月初一渡过洛河，背水列阵。
八月初一，蒙古军率先发起攻势，多次冲击宋军阵营。宋军作战顽强，屡次击退蒙古军。双方胜负相当。
八月初二，蒙古军以步兵执盾牌前进，把宋军的阵势切断成三部分，再以骑兵冲击。宋军则以步兵大阵为依托，战至中午，杀敌400余，夺得盾牌300多面，再次击退蒙军的攻势。
尽管宋军在正面战斗中不落下风，但这个时候已经断粮四天了，形势非常不妙。徐敏子认为东面蒙军是主力，于是率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军知道宋军突围后，以骑射手在后面追杀。宋军的绝大多数是步兵，纷纷被杀死在逃跑的路上，宋军战将几乎全部战死。
八月十一日，徐敏子带同300残部，狼狈逃回了南宋光州境内。
前线入洛之师已溃败，可是宋理宗仍沉浸在收复三京的喜悦中。
八月初九，他着手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进行人事安排：授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
赵葵、全子才得到入洛失败的消息后，虽各拥兵数万，然以粮草未集为由，遂决定放弃应援洛阳宋军，立即自开封退兵。由于在撤退之前，他们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所以士兵们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率军撤退，顿时人心大乱。宋军在撤军途中极无纪律，致使后军溃散，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在四川方面，虽然郑清之一再催促赵彦呐出兵，但赵彦呐却坚持不发兵救洛。端平入洛就此以失败告终。
由于赵范在开战不久后便反悔，宋军此次共出动6万人，结果是兵士丧失近半、寸土未得。
九月，宋理宗首先处理了主战官员与将领：赵葵、全子才官阶各削一秩；徐敏子削三秩、放罢；杨义等停职。（赵氏兄弟与全子才后来又回到宋蒙前线，犯下了比端平入洛时更大的错误。）又知道自己估计不足在先，只将史嵩之改职为刑部尚书。
其次，宋理宗下达罪己诏。他骂自己“朕以寡德”，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村，胳胔相望，是皆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名，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闻。”表示要“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
端平入洛行动为蒙古大举进攻南宋提供了口实，给南宋提早带来了边患。宋、蒙联合灭金使双方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蒙军的北撤不过是待机而动，“端平入洛”正中其计。
1234年年底，蒙古使者王檝来到临安，谴责宋廷“败盟”。
1235年春，元太宗遣皇子凉王阔端和曲出出师攻宋，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由于入洛之师的溃败，宋军伤亡惨重，大量器甲、舟车、粮食，悉委敌境，造成江淮空虚，无人守御。
端平入洛失败后，宋廷官员不是总结经验教训，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而是再一次互相攻讦；主战者固然消极灰心，主守者也提不出任何良策，造成朝政的更大混乱。
宋理宗的对外态度发生了大转变。端平入洛的失败给了他很沉重的打击，先前一度高涨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保守，并且贯穿在他之后的朝政中。宋孝宗虽然隆兴北伐失利，还是和虞允文念念不忘收复中原，在治理内政上也颇有作为。宋理宗则是这次挫折后再也没有打起精神，余玠之死、刘整之叛等等南宋灭亡的种子就是在宋理宗当政的后期埋下的。
洪咨夔：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
丘岳：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
吴潜：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乔行简：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饷，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
周密：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ㄈ扰之际，乘机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第一，南宋君臣忽视了自身实力不足的客观事实，在作战过程中未对后勤保证予以足够重视。端平入洛的失败，不仅致使南宋人力、物力和财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为蒙古出兵攻宋提供了口实，可以认为是长达半世纪的宋蒙战争的导火索。
第二，虽然端平入洛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却不一定正确，宋理宗急功近利，在这一方面的考虑有所缺乏。
第三，宋军在端平入洛上，关键是输在了战役层面：后勤补给与诸军配合。这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好自己内部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必然。
这样总结下来，宋廷可以有两个决策：
①如果宋军能够协调好内部矛盾，那么两淮、京湖共同进军，保证供给，拿下三京，并建设成宋军的主要前沿防线，从而加大战略纵深，迟滞蒙军的进攻；
②全力以赴防守，巩固四川、襄樊、两淮三大防区，营建起弹性或纵深防御体系，从而挡住蒙古铁骑南下的脚步，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可惜南宋的高层像靖康之变时的北宋君臣一样，在战、守、和上举棋不定，每个方法都尝试，却又不肯花大力气，最后自吞苦果。前一个决策，战役执行严重错误，自不必说；后一个决策，防守不到位，导致宋蒙战争一开始四川、襄樊战线差点崩溃，孟珙、余玠等人好不容易才把局面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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