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背景戊戌变法过程→MAIGOO百科

历史背景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

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政治形势

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

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

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

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三、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直接起因

主词条：马关条约、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变法过程

舆论宣传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8年，与谭嗣同创办南学会、群萌学会。

实施变法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见胶州湾事件）。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

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

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

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光绪帝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

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

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变法结果

戊戌政变

主词条：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政变之后

主词条：戊戌六君子、徐致靖、张荫桓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

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

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变法内容

文教改革

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主要措施为：

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经济改革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改革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社会改革

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政治改革

（一）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二）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三）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四）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康有为还有些未发表的新政，如：

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

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

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政治经济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思想文化

一、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

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变法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历史评价

国内评价

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

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

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

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

国际评价

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

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

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