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和议
15世纪末、16世纪初蒙古方面出现了转折，蒙古杰出的首领达延汗统一了蒙古草原，使得蒙古草原一度平静，但是草原游牧经济发展中缺少的就是中原农业的补充。为解决牧区生产和生活上的不足，蒙古各部封建主也曾多次与明朝进行通贡、互市，但和平贸易经常被战争中断，甚至还遭到明朝的经济封锁。因此，有时迫使蒙古封建主挥戈南下，用掳掠的办法去夺取中原汉地的物资。但掳得的物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牧区长期物资短缺的问题，而且明朝对于蒙古封建主的南侵也采取报复的行动。每年秋季，派兵深入草原纵火焚烧草场，谓之“烧荒”，使牧区的牲畜因缺草而无法过冬；明军还经常偷袭蒙古的营地，赶走大量的牲畜，谓之“捣巢”。明朝与蒙古如此严重对立，使得牧区在生产和生活上更加困难。
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开始，俺答汗为解决闭塞的、单一的游牧经济不能满足草原政经发展的现状，向明朝发起猛烈的求贡攻势。但由于明朝方面的腐朽和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害怕土木之变重演等一系列原因。对俺答汗的求贡一概拒绝，并多次诛杀俺答求贡使者，俺答汗遂以武力相威胁。蒙古骑兵多次南下犯边，烧杀掳掠，结果酿成了“庚戌之变”。
即使在俺答汗兵临城下的时候，仍然在做与明朝通贡的努力，派使者持书入城求贡。慑于俺答汗兵威，明朝只得答应开放马市。但开放的马市只限于大同、宣府两地，且贸易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严格的限制，这远不能满足蒙古方面的要求。俺答汗遣使要求扩大贸易的范围，但以嘉靖皇帝为首的顽固派非但拒绝所请，甚至关闭了马市。明蒙贸易中断，双方战争又持续了二十年。
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对中原经济的依赖性。“单一的游牧经济与内地农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是推动北方民族南迁或南进的杠杆，也是北方游牧经济自古以来始终与中原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形成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俺答封贡》记载：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长子为阿尔伦，次子为阿著（巴尔斯伯罗特），第三子为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两个儿子年幼，所以达延汗次子阿著称小王子。不久阿著病死，所以众人推立阿尔伦之子卜赤为小王子。阿著又有二子：长子为吉囊，次子就是俺答。阿著的两个儿子实力强大，小王子虽然名义上是鞑靼的首领，但是诸部都不相统摄。吉囊占据河套，临近关中，土地丰饶。俺答占据开原、上都附近，当地贫瘠薄弱，所以只能以入寇劫掠为生。由此，可得出经济问题是俺答汗积极求贡的根本原因。
俺答积极求贡亦有其政治上的意图，曹永年《明经世文编》卷216《接报夷情疏》记载，认为俺答求贡的政治意图之一在于借取明朝的封爵提高自己的声威，以与小王子抗衡，所谓“将假朝廷官爵，与其侄争雄”。也就是借助明朝封赐的官职，提高在诸部的影响力，与小王子卜赤抗衡。随着俺答汗势力日渐强盛，与蒙古诸部因政治利益而矛盾重重。谷应泰记载，此后俺答的势力逐步强盛，有骑兵十余万之众，在鞑靼诸部中称雄，当时俺答与小王子、吉囊诸部，有时结合有时分裂。俺答汗只有通过与明朝的通贡，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与小王子、吉囊诸部争锋。
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决定了其迫切需要中原的物资，而获取中原的物资无非是两种手段，即和平手段和战争手段。但靠战争掠夺的方式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内部资源匮乏的状况，还会给蒙古带来大量的损失。而明朝对蒙古的经济封锁，以及烧荒、捣巢等手段也令蒙古畏惧。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俺答汗把眼光从战争掠夺转向了和平贡市。
自俺答汗引黄教（喇嘛教）入蒙古以来，俺答年年奉佛诵经，忏悔戒杀，并认识到连年战争给下层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所以有利于其思想的转变，由战争转向与明朝的和平交往，这就促使俺答汗积极争取与明朝的通贡。此外，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为维护明蒙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促成“俺答封贡”的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三娘子从大局出发劝说俺答汗与明朝政府议和，进行通贡互市，俺答汗亦采纳其妻建议，从而开创了蒙汉和平友好的新局面。可见，俺答汗积极求贡亦受其妻三娘子的影响。
俺答汗死后，三娘子继续辅佐新一代顺义王黄台吉维护蒙汉互市的局面，有时，三娘子还亲自率部入贡，以示继续忠顺。之前，王崇古总督蒙古事务，继王崇古之后，还有方逢时、吴兑代替他作为总督，蒙古诸部都不时前来边关进行贡市。而三娘子非常仰慕明朝内地的繁华，不时前来通好。有时三娘子亲自致上手书以求赐金珠翠钿，以求两方和好，诸部落中有顽固不服从教化的，三娘子也随时向明廷汇报，边关督府得以随时戒备。
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儿。自那吉之父铁背台死后，他就被俺答的妻子克哈团所照顾。那吉成年后，又为他娶妻比吉。那吉其后又娶了他姑母的女儿三娘子。不幸地，俺答又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因此三娘子便转投到外祖的怀抱。把汉那吉极其不满，便与阿力哥等十余人，赶到大同万里长城边界要求明朝大同巡抚接见。在宣大总督王崇古坚持下到明朝受降，并厚待之，俺答随后追至，得知把汉那吉未死，大喜，着手谈判营救。
鞑靼战力虽强，但文化不高，因此在明初一直未成气候。但在居于板升的赵全等帮助下，鞑靼有了很强的组织力。赵全等人多略善谋，为鞑靼部出谋划策，还促进了他们农牧业的发展，并且完善了鞑靼的军事建制。令鞑靼部军事实力大增，诸部望风而窜。他们正如张居正言，当时明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图也”。意思是解决北方鞑靼部事务的时机已经到了，应该先解决蒙古事务。因此明朝态度，是要求俺答向明朝称臣，而且交出叛逃到蒙古的赵全等人。俺答封贡归顺，其实是没有什么把握，毕竟在与明朝的对抗中，俺答也绝少败仗。
俺答毕竟最爱这个孙子，因此他才会直奔至大同索人。俺答对于把汉那吉降明，不断有“日夜恐中国戕其孙”的感觉。而明朝对于“讨汉奸”的要求，在孙子安危面前也变得细小﹕“扰乱内地不是由我造成的，其根源在于赵全等人。如今我的孙子投降了明廷，其实是天意。幸而天子册封我为王，能够永久的镇守北方，北方诸部谁敢居心不轨？我们受到了朝廷的厚恩，又怎敢不报答呢？”。而且，在俺答角度，他们入侵明朝北边其实也只为抢掠。封贡称臣，失去赵全一班军师，虽有损战力，但有互市在后头，还可有明朝这个大靠山，对俺答绝对有利。互市之作用，在于安定外族之民。至此，俺答实无反对之理。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穆宗较少有民族偏见，在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华夷为一家”，因而在历史机遇出现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一点可以从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时的敕书中感受到，其敕曰：“朕惟天地以好生为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遍复，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存于宇内也……迨朕缵承丕绪，于兹五年，钦天宪祖，爱养生灵，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朕代天覆帱万国，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意思为无论华夏或者夷狄，都为天子的子民，符合古代“王者无外”的理论。这种“华夷一家”、“胡越一体”的思想，在封建时代的帝王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见穆宗与其父相比，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对待蒙古族的态度和政策上，明穆宗对嘉靖时期拒绝贡市而导致边患频仍的错误政策有深刻的反思，因而在加强边防的同时，执行了一条对蒙和好的政策。当有人坚决反对通贡、互市的决策时，他能用行政手段将其从朝廷中排除出去，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山西道御史叶梦熊曾经说：“把汉那吉投向朝廷，边臣不宜容纳，朝廷也不宜对其授以官爵，这将会与鞑靼部首领结下仇恨。”并且援引宋朝时期郭药师、张事的事例。明穆宗看了他的奏疏之后，对他的言论大加斥责，下令将叶梦熊降二级、并且调外任。
议和成功之后，吏部侍郎张四维在给其舅王崇古写信时曾谈到：“如今与蒙古议和的事情之所以取得成功，虽然得益于诸位辅臣的努力，但是皇帝的正确决断也是重要的前提。”实录对此事的记述更能说明问题：“穆宗每日到文华殿参加日讲完成之后，大学士李春芳等当面陈奏北虏封贡的事宜，大臣们都表示出“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意图，穆宗说：“卿等既然已经决断好了，那就立刻去实行吧。于是廷臣知道皇帝已经决定了，就没有什么异议了。”穆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实乃是“隆庆议和”能够实现的首要条件。
明穆宗对内阁首辅高拱倾心委任，高拱深知如何用人行政，身负经济天下的才能，所提供的建议，穆宗都认同。而张居正与高拱相友善，高拱认为张居正也是一个治世之臣。等到李春芳、陈以勤都下台后，高拱上台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作为次辅，负责议和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高拱的才能有所展布，请求增设兵部侍郎以备总督之选；请求慎选兵部司属以备他日边境兵备督抚之选等等。高拱力主册封俺答汗，张居正对此也十分认同，亲自授王崇古等人以方略。内阁的两位重臣之所以在议和问题上能取得一致，又是同吸取嘉靖时期错误之教训直接相关的。
高拱在《伏戎纪事》中谈道：“对把汉那吉之事处理起来一定要方略得当，如果轻易地接受他的条件，那么则是对他示弱，将对明朝不利，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贸然杀了他，则断绝了蒙古诸部归附的念想，而且白白增加他们的怨恨。这也不可取”。
至于对俺答汗封王、通贡之事，高拱又总结道：“蒙古自从三十年前遣使求贡以来，求封之心已久，但是当时没有人正视这件事，所以处置不善，致使这三十年来边患一直没有停止。”张居正在《答鉴川策俺答汗之始》中也谈道：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关系甚重，能够解决和蒙古关系的关键也在于此。今日的议和之事一定不能草率决定。穆宗君臣对嘉靖年间明蒙战争的原因有清楚的认识，对前朝弊政有深刻的总结，因而能够理智地把握历史的航向。
明朝的边吏识大体、顾大局，为边防的安危敢于承担责任。当时的大同巡抚是方逢时，宣大、山西总督是王崇古。方逢时在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史籍记载，他为人“才略明练。处边事，皆协机宜”。正是由于他练达事务，政治敏感性强，所以才抓住了这一契机，促成了历史性的转变。
当时明朝正处于防秋期间，总督王崇古驻扎阳和，当方逢时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向他报告之后，他和方逢时有着相同的认识，知道此事绝不是一件小事，关系到华夷之分，应当慎重处置，一开始处理不好，以后就会很棘手。崇古在隆庆初年受任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加右都御史衔，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调任宣大、山西总督。他为人“慷慨有奇气”，在处理把汉那吉事件时果断而有谋略，终于实现了“隆庆和议”。
把汉那吉事件发生后，明廷经过商议，决定以把汉那吉换回赵全等人。明朝使臣鲍崇德来到俺答汗营中，提出了以赵全交换把汉那吉的建议。俺答汗起初有些犹豫，便派遣火赤力等至明朝进一步商谈，同时查明把汉那吉的近况。当火赤力看到把汉那吉安好，十分欣喜。当时，俺答汗的大军已经压境，明朝连夜派遣鲍崇德再到俺答汗大营。这一次鲍崇德带去了经过明朝方面“修饰”之后的赵全等人的条陈，俺答汗大惊，终于下定决心以赵全等人换回把汉那吉。
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俺答汗将赵全、李自馨等引渡明朝，明朝将把汉那吉送出境。同时，赠送彩币四表里，布一百锭。之后，俺答汗偕同诸部正式向明朝提出通贡互市的请求。明廷上下经过商议，按照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对蒙古各部长封号官爵，对贡额、贡期贡道、互市、抚赏、归降等六个方面做了规定。
把汉那吉降明事件明朝政府处置恰当，双方都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俺答汗遣使上表称谢，并向明朝请开互市，王崇古上奏明廷，内容有：明蒙双方相戒互不犯边，边境地区通贡开市，以使边境民众休养生息。但是，封贡互市与归还把汉那吉不同，王崇古也有颇多顾虑：北方少数民族乞求册封、通贡用何种规制；明蒙双方内外的界限问题；开市曾经被先帝明令禁止过，是否能再次实行。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王崇古的。廷议之后，兵部尚书郭乾反对和议说：“蒙古请求和议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他们的水草不破坏，而且不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他日如果蒙古还要我们不在边境驻兵防备，那我们如何处置呢？和议的事应该从长计议，不应该快速决断。”由于通贡涉及到明朝方面对蒙政策的根本改变，因而在朝廷的反响更大。
隆庆五年（1571年）二月，王崇古奏上《确议封贡事宜疏》，力言互市之利，条陈八议，共有：赐封号官爵、定贡额、议贡期贡道、议立互市、议抚赏之费、议归降、审经权、戒矫饰，被称为“封贡八议”。此疏一上，在朝廷内部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这场论争中，王崇古坚持自己意见，对种种反对意见进行了驳斥。他首先指出与嘉靖时期的马市相比，“蒙古的情况已经不能与往日相比了，蒙古诸部连年进犯内地，虽然对内地居民烧杀抢掠，但是他们的伤亡数量也与内地伤亡数量没有多大差距，我军对其军事行动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损失，蒙古的军事实力也不像以前那样强大了。”因而双方开市，主动权在明朝方面，与嘉靖时期的马市不同，且明世宗下旨禁马市，但并未禁纳款通贡，因此开市只需仿照辽东、开原、广宁互市的规章制度，对待胡商可以视情况而定，不必非要官银流通，也不必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些只不过是通贡中的一个环节，不是重新开放马市。借此绕过明世宗的马市禁令。同时，他还指出实现封贡、达成议和以后，可以借机修复北边防线。这样，三五年后，明朝军队士气重振、边备严整，纵然蒙古诸部仍然有反意，明军经过多年的休整，可战可守，既能保证边境的安宁，也能省去很多的国库开支。
除了王崇古以外，都给事中章甫端、张国彦，给事中宋应昌、张思忠、纪大纲亦各自上疏，与王崇古的八议互有异同。明穆宗得疏后下诏廷议：“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左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都认为可以接受蒙古的奏请；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以接受和议；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可以实行，但互市却不方便实行；唯独都察院佥都御史李棠力主接受蒙古的请求。如此看来，对蒙古诸部和议的请求，朝廷可以分为许与不许两大阵营”。但是，在封贡问题上，明穆宗和内阁大臣取得了一致意见。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穆宗到文华殿参加日讲结束之后，大学士李春芳等当面向明穆宗陈奏了进行封贡与和议的具体事宜，大体是对外显示羁縻、对内加强戒备的意思，明穆宗发表意见，并表示支持内阁的决议，可以付诸实施。此事之后，朝廷内部已经知道了明穆宗的真实意图，朝中争论开始平息下来，封贡一事最终得以实现。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兵部复奏，请求批准王崇古的请求，对鞑靼俺答汗封以王号，其他各部的鞑靼首领都授予都督指挥千户等职衔，赐绯蟒衣一件，彩币八件。“俺答封贡”的事情终于确定下来。
隆庆和议于隆庆四年（1570年）开始成事，基本上以和平手段达成，以双方各取所需告终。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国资源。而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朝北边，的确上百年不用兵革。在明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达到止战之效，因此隆庆和议，实为成功。
隆庆和议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如果哪一部落的台吉（首领）擅自率兵进入内地为非作歹，就削减他部落的兵马，并革除其首领身份；如果有哪户人家擅自入边的，就将该户的人丁及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家”。同时，明朝也进一步做出规定，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册封互市完成后，内阁首辅高拱接着上《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疏》一疏，其中说道：“我之所以力主促成双方议和，是有深思熟虑的。如今封贡的事宜已经达成，朝中有很多人不明白双方议和到底意味着什么？”高拱在这里所言的意图总结起来有两点：
其一，务必趁此大好时机，全面整顿边备，改变北部边防的颓废现状，从而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明朝手中，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高拱进一步指出，即使有一年安宁，那就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如果俺答两年不犯，那么就有两年的整顿功效。再比如能保持三五年之内和平局面，那么自然就可以“兵食可充”。也就是说，借着数十年难得的和平局面，加强军备是高拱力主封贡的真正意图之一。
其二，当真正实现兵强马壮时，或羁縻，或兴师，则进退自如，因而就可以实现长久的和平，这才是长远之计。因此，绝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满足于眼前，丧失忧患意识，不思进取。同时，高拱希望边臣明白此意，突破原来的陈规，大力进行整顿。并希望明穆宗特派有才望之臣或敢于直言的科道官前往边防视察督促。高拱要特遣官员视察的内容也正是边官务必“实心修举”的事情，要求很具体，很直观，可量化，因而也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边臣的作为与不作为，成绩好坏也便于考核，督促责成也有据可依。最后，高拱建议制定边臣奖惩制度，规定：整顿有成效者与杀敌同功；因袭以前的常规，整顿没有进展的，以战场失机论处。穆宗令兵部对高拱的建议加以复议，兵部经复议，认为高拱的建议是合适的，应当加以实行。
这时，北部边防的新一轮整顿又开始了。比如，张学颜被破格用为辽东巡抚。张学颜到任后，完全贯彻高拱的主张，马上进行振恤民众、充实军队、招抚流民、购买战马军备等事务；而且治军之时明确赏罚制度，罢免庸懦的将领等。使辽东的边防面貌迅速改观，这是明廷用人打破常格的一种体现。张学颜到任后的作为是高拱借册封互市之际“力修战守之具”在东北边疆上的又一反映。
在辽东，高拱主张以战固守的策略。他在《答戚总兵》中表达了以战固和的思想，即“大加一挫”，对俺答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以免胡人入侵之心在暗地里又萌生出来，以巩固贡市，维持长久的边境安宁。按照高拱的指示，东北边将齐心协力，力挫来犯。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又有鞑靼兵进犯盘山驿，明军指挥苏成勋将其击退，取得一场胜利。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鞑靼部土蛮大举入侵，与李成梁的兵马在卓山相遇，李成梁与副将赵完等夹击土蛮，断其首尾。接着，李成梁乘胜抵达土蛮老巢，斩其部长二人首级，斩首五百八十余级。又取得一场大捷。高拱得知对辽东的大捷后，非常高兴，以书信表达了由衷地赞扬，他说：“我们出塞获取大捷，数十年都没有过。”在给总兵李成梁的回信中说：“将军逐虏长驱，有此大捷，可谓奇伟丈夫。”
但是，当高拱倾心竭力、踌躇满志的时候，却被张居正与后宫联手赶下台，其时是隆庆六年六月。高拱两度在政仅两年半，可谓时间短促，“壮志未酬”。但是，高拱在辽东边防上以战为主的战略并没有改变，并在隆庆六年（1572年）后半年和万历初期一再取得胜利。
隆庆和议的达成，不仅确保了长城沿线的长时期和平，而且扩大了明与蒙古的通商贸易，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明蒙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在大同左卫的威远堡、宣府的万全右卫、张家口等边外陆续开放了多处马市，定期交易。蒙族以牲畜、皮张等货物换取内地商贩的铁锅、布匹和绸缎等物。俺答汗还在汉人的帮助下，建筑了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城，成为蒙古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
《明史》载：“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
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论述极为深刻。
达力扎布：“俺答既入贡，边防大驰，军饷皆入帅囊。啖寇之外，间以遗京。近边之卒，馁瘠无复有生理。而板升生齿日繁，强硬无赖，议者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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