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

战争背景

后金方面

努尔哈赤自从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之后乘胜进攻，相继攻下辽阳和沈阳，并于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在进攻辽西重镇广宁之战中大败明军，王化贞与熊廷弼退保山海关，明朝辽西土地尽失。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刚在蒙古取得胜利的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得知明朝易帅提前回师，大力筹措攻明准备。努尔哈赤于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亲率大军，直扑山海关而来，意图打进山海关。在宁远之战中被袁崇焕用红衣大炮击败，不久病死。其第八子皇太极在激烈的角逐中夺得汗位，并继续进攻宁锦，但皇太极围攻宁、锦24天，取胜无望，遂下令撤军，自返沈阳。宁锦之战的失败促使皇太极放弃原来的进攻策略转而寻找其他进攻路径。

皇太极即位后，继续笼络蒙古诸部，孤立察哈尔部，并对其采取军事行动。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木伦（今辽宁大凌河上游）闪击其所属的多罗特部落，俘获1.1万余人。九月，又率满、蒙军征察哈尔，追至兴安岭，获胜而归。后金击败察哈尔蒙古为皇太极绕道蒙古、直接进攻明京师创造了条件。

明朝方面

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绕道蒙古进攻北京的举动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袁崇焕看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

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战争经过

突入长城

皇太极吸取进兵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兵败的教训，放弃强攻宁、锦坚城的方略，于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初二，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突袭明长城蓟镇防区的脆弱隘口龙井关和大安口，破墙入塞，进攻北京。

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十月二十七日从喜峰口破口，破口之后，直趋京师地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从喜峰口到遵化、从遵化到蓟门、从蓟门到三河、最后是通州，然后直抵京师城下。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然而在二十七日后金军大举进入边墙后，遵化和三屯营两个重要地军事要点就已经暴露在后金军地兵锋之下，但二十八日全天，后金军只行进到距离喜峰口二十里远地汉儿庄，后金各部均诡异的停止了前进。

明军回援

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要他务必在后金走完从喜峰口到三屯营地五十里路前，跑完这条二百六十里地路，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地封锁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初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在遵化和三屯营间遇伏，四千骑兵全军覆灭。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军队后，一反四天来按兵不动地态势，主力迅速西进。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地内应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同时后金军还对三屯营发起了攻势，并在一个时辰内破城，封闭了后路侧翼的战线缺口，并随即向西发展，沿着赵率教地来路疾行而进，行动再也没有一点缓慢地样子。

十一月初四，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这时袁崇焕已经率领二万关宁铁骑入关，他看也不看右翼正受到威胁地永平、抚宁一眼，取道昌黎、滦州，直奔宝、香河而去。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了蓟州顺天府。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说：“我们进入蓟州让兵马稍微休息一下，细致地侦察一下敌我形势，然后严格注意后金军的动向，奋力阻截住他们，一定不会让后金军越过蓟西”。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潜越蓟州。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他选择了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京城布防

面对后金军的大举进攻，崇祯帝乱了方寸。首先，启用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做统帅，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但是，遭到前任兵部尚书王在晋的反对。最终崇祯帝还是决定启用孙承宗。孙承宗从老家高阳（今河北高阳）赶到北京，崇祯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派他前往通州督理兵马钱粮。

其次，崇祯帝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这时共有四个镇的明军前来勤王。除袁崇焕驻蓟州外，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府总兵侯世禄驻三河。

再次，加强北京城防。崇祯帝下令，在京官员、皇亲国戚、功臣宿将，带着自己的家丁到城墙巡逻和守卫。同时，还让太监来守城。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

城下初战

崇祯帝任命多位官员，协理京营戎政，练兵筹饷，料理守御。但北京已有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这导致城防疏薄单弱。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完成，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不久，侯世禄兵被击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袁崇焕、祖大寿率骑兵在广渠门外，迎击后金军的进犯。皇太极派大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二千，迎击广渠门袁崇焕军。袁崇焕有九千骑兵，令祖大寿在南，王承胤在西北，自率兵在西，结成“品”字形阵，阙东面以待敌。后金军的前锋阿巴泰部、阿济格部、多尔衮部、豪格部，先直扑祖大寿部东南角。四部在即将与祖部接战时，后金军发现王承胤部，一部分后金军（即豪格部）又向北直冲王部，王部徙阵南避。其余三部仍直冲祖部，祖大寿率兵奋死抵御，后金军前锋并未击穿祖部，祖部边战边退至城壕。后金军两次冲锋，都没有彻底击溃王、祖两部，再集中两路骑兵，向西闯袁崇焕军阵。袁崇焕率领将士，英勇抵御，奋力鏖战。袁崇焕被后金军的箭矢射的两肋如猬，但因身穿重甲没被射穿。之后，南面大兵复合，后金军开始撤退。明军追击到运河边，后金军损失严重。

京门再战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于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所部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予所部官兵进到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拒绝了他的请求。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因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发表“养精蓄锐”的话语后，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牧放马匹，伺机再攻。二十七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后金退军

北京城外的勋戚大臣等人对袁崇焕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后金军劫掠焚烧民舍，不敢前去阻拦，城外的外戚勋臣的庄园土地被后金军蹂躏殆尽。”崇祯帝因此逮其下狱，总兵祖大寿见袁崇焕遭下狱，率师1.5万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有方，才停兵待命。

崇祯帝听说各路兵败，准备撤出京师，被朝臣劝阻。此后，充任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战死。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后金军见此次南下目的已经达到，于次年正月连克通州、迁安、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诸镇北归。

战争结果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二月一日，崇祯帝逮捕袁崇焕，祖大寿在旁见此情景，战栗失措，立刻逃回锦州。袁崇焕下狱，辽东兵溃，皇太极所率后金兵继续得以在京师附近攻掠。他们见北京不可下，便西趋良乡，克固安，然后返回，过北京近郊时得到消息，原来攻下的十余城皆叛。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亲自指挥后金兵攻下永平，迁安不战而降，滦州也降。二月皇太极率军北返，所得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皆令贝勒大臣率满洲、蒙古八旗驻守。在这四个多月的入口作战中，皇太极对明朝地方官民发布了很多招降的“谕令”，并不断派遣使者要求与明朝政府议和。这里既表现出他对已夺取的土地不肯放弃，也对未得到的地方心向往之。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八月，崇祯帝凌迟处死袁崇焕。《明史》评价“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战争后续

袁崇焕下狱

在广渠门之战前后，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敌人数千兵力的情况下，与后金军交战，在京营出击接应的情况下，击退了后金军。这时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袁崇焕来到北京城下。北京这时是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这件事情，学者张岱在他的《石匮书后集》里面有记载，《崇祯长编》也记载，说：“逮督师袁崇焕于狱。”就是逮捕袁崇焕下狱。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记述较详：“著锦衣卫拏（ná）掷殿下。校尉十人，褫（chǐ）其朝服，杻（chǒu）押西长安门外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袁崇焕被剥掉官服，身受刑具，押送到锦衣卫大狱。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八月十六日（9月22日），蓟辽督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清兵入塞

参见：清兵入塞

己巳之变之后，后金军曾先后五度入长城，其中两次打到北京城，最远的一次侵犯到山东济南，皆大举劫掠而归。例如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军第三次入塞，历时四个多月，清军纵兵驰骋京畿地区，大小五十余战全部告捷，俘获大批人畜，明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击之力。明军完全失去优势，日益走向崩溃。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入塞，卢象升拼死奋战，最后阵亡。崇祯年间明廷始终和战不定，在清军与流寇之间陷入两面作战之困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之役战败被清军俘获。

战争评价

李氏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袁崇焕）、祖总兵（祖大寿）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后金军）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史·袁崇焕传》：“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阳九述略》：又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战争影响

第一，庙社震惊，根本动摇。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的破灭。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阵亡或被俘）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受到巨大震动，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九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的结束。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

第四，财富被掠，生民涂炭。京畿、京东地区遭到后金军的大肆掳掠。占领永平的后金贝勒阿敏撤退时，进行屠城。总之，后金军队殃及的地区，生民涂炭，百业凋零。这些都加剧了明朝的社会矛盾，加速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