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图》是五代南唐董源创作的设色绢本山水画,该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图》中表现的是南方山水,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山峦多用披麻皴,并以墨点渲染山峦之上的植被,平远的构图方式和近景中大片水域的结合,让画面有很强的空间感,更呈现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其间,赋色鲜明,趣味横生,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也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代表性作品之一。
《潇湘图》为设色绢本,纵50厘米,横141.4厘米,画卷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儿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全卷由点线交织而成,墨点由浓化淡,以淡点代染,在晴岚问造就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潮湿温润的江南气候油然而出。点景人物用白粉和青、红诸色,凸出绢面,明朗而和谐。
画作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潇湘图》。
袁枢自跋曰:“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崇祯十六年,王铎在浒墅关袁枢寓所见到此画甚为感慨,并将这一好事跋于卷端。 王觉斯跋云:“袁君收藏如此至宝,葵邱城堕家失,有此数帧不宜郁宜快也。”清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对此也有清晰记载:“盖以袁获此归旋,遭流寇之乱,此卷无恙。思翁(董其昌)殁后,为中州袁伯应所得。伯应名枢,乃思翁年侄(董其昌与袁可立为同年)。崇祯十五年榷浒墅,购诸其家,亦私记于后。”
上有董其昌跋三、袁枢跋一,王铎跋一。有“袁枢私印”(重一)、“袁枢之印”(重一)、“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之章、“袁枢印信”、“伯应”等印记。
在远古神话中,由于湘水神话(湘君、湘夫人本是一对配偶神,后演变为舜帝的两位妃子——湘君、湘夫人)、黄帝游于洞庭之野、舜死苍梧之野典故以及历代官员流放南方而产生的流官文化,而使“潇湘意象”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圣王意向、怀才不遇、谪官远适、高洁清远等观念的一种文化母本,其中隐含的仙学思想、正统观念、政治避难思想、隐逸思想获得了后世的广泛共鸣,成为一种共同的记忆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由于苍梧之地为舜的葬地,舜帝终于苍梧,于是乎三湘大地直至江南一带,成为往古圣贤的垂化之地,后世在某种意义上首先将“潇湘”作为政治理想和终极信仰的最终托付,这是“潇湘”绘画题材得以确立的最为根本的伦理内涵和精神内涵。正因为如此,潇湘是历代文人歌咏图画的主题。人们将原本为远古的湘水之神与历史人物联接起来, “洞庭” “潇湘”带有了可堪被后世理解的最初的人文意义。一旦南方政权建立,潇湘图像所蕴含的正朔观念、正统思想就开始占据主流。六朝时代如此,五代南唐出现的这一题材均是如此。五代时期南唐在江南立国,才出现董源《潇湘图》创作的社会背景,如果没有南唐在江南的立国,正朔、正统观念在金陵的确立,也就很难有董源《潇湘图》的出现。
《潇湘图》这幅水墨山水画给人的感受是平和、恬淡、宁静,具有南派山水画的典型特点。图中山峦连绵,树木丰盛,江河开阔,洲渚交横。南方山水多雨、潮湿、烟雨迷茫的特征被生动地表现出来。画面里的平缓坡岸与葱郁山峦。
《潇湘图》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
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云雾迷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主要用“披麻皴”和“点子皴”来表现,这是董源的创造。其用色以墨为主,略掺有花青,水分较多,显得湿润而缥缈。图中的人物则用勾线染色来表现,精细而工整。
《潇湘图》以平远取势构图。描摹出江南山水的秀润空灵与淡远清深。根据图中人物的活动,画面可分为左右两部分。右半部主要描绘游船的活动,水面上,一只小船正缓缓向汀
岸靠拢。船中一个貌似高官的朱衣人端坐于伞盖之下,身边另有陪侍和舟子数人。岸上一行五人似在迎迓小船,稍远处几个女子正遥遥观望。左半部所表现的是网捕景象,坡岸上几个渔人正撒网捕鱼,另有几个已下到水里,似在水下安网。在这两组人物之外,水面上还有几只小艇,错落点缀于清波之间,自在往还。画卷下端,沙洲苇渚历历可见。而上端的坡岸后,茂林重叠,屋舍隐约可见。其后山势连绵,层峦叠嶂,蔚然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