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是刊刻于东汉时期的一方碑刻,无撰书人姓名,属篆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有穿。碑文共10行,主要记述袁安的生平,所记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书法上,其笔画较《泰山刻石》为细瘦,结体宽博,笔势强健道劲,骨力劲拔而有弹性,书法厚重雄茂。
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正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
(说明:〔〕内为补字,□表示缺一字,┘表示分行。)
袁安死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而碑文中说“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孝和皇帝是东汉第四代皇帝刘肇的谥号,皇帝在位时可称年号,但不能称谥号,由此可断定碑是汉和帝崩逝后所立,即立碑时间在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以后。至于为什么去世十三年之后才立碑,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以为“或因敞(袁安之子)之葬,同时并立此碑,未可知也。”
《袁安碑》的字形和用笔,似从《战国两诏铜椭量》中“二世诏”一类的字形意趣中继承而来,用婉转与圆融组成一个平静华美的世界。同时章法行列分明,丝毫没有交错差杂,但较之《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等秦代小篆,其“变异”还是很明显的:
一方面是字形趋向方正,线条曲笔增多。如“二”字、“五”字、“三”字、“年”字、“辛”字等的横画,均作曲线处理,有的在收笔处还作弯曲的下垂状。即使一些很短的横画、竖画,也往往处理成曲线,如“徒”字、“阴”字、“谒”字、“癸”字等。字形方正,给人以质朴的感觉,替代了秦代刻石的庙堂之气;曲笔的增多,增强了书写感、流畅感,变秦时的严肃为亲切。
另一方面是按照汉字原有的疏密关系安排结构。碑中每一个字的点画间距离都尽量做到均等,字的重心都在字之正中,不像秦代刻石中常出现的上紧下松的安排痕迹。书写者追求的是均衡美、统一美,如“海”字、“年”字、“月”字等字,写法一样,几乎没有变化;九个“年”字中,只有第三行的“年”字作上紧下松处理,然上部过紧,似非正常发挥,该是书写者“失手”所致,其余八个“年”字,重心均移至字之中部,篆法也没有什么变化。可以看出,书写者明显追求的是整齐与统一。至于一些字的下部笔画稍稍拉长,很可能是书写者为追求字距齐平、整齐统一的缘故。碑中多次出现“拜”字、“迁”字,笔画密集处也作均衡安排,只是点画间距离相应缩小,点画长度相应缩短而已。
近现代金石考古学家马衡: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画较瘦。(《凡将斋金石丛稿·汉司徒袁安碑跋》)
当代书画家启功:字形并不写得滚圆,而把它微微加方,便增加了稳重的效果。这种写法,其实自秦代的刻石,即已透露出来,后来若干篆书的好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书法自学丛帖——篆隶》)
《袁安碑》原出土地不详,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被移到偃师县西南约三十里辛村东牛王庙中置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民国十七年(1928年)或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庙改为辛村小学,供案仍置原地未动。次年(1929年或1930年)夏季,村中一儿童仰卧其下纳凉,发现石上刻有文字,即起告村中人。村人任继斌遂拓制若干拓片流传于世。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移置偃师县教育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地豪绅组织文物保管委员会,将碑劫去,以后辗转迁徙,不知下落。1961年,偃师县县委书记马达到偃师县缑氏区工作,在缑氏区一社院内重新发现。碑石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袁安碑》的拓本主要有2种:
①初拓本。第二行“廉”字内部左边一石花未损及笔画。
②近拓本。第二行“廉”字内石花已连及左右两边的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