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画作最右边的是山涛,身披宽襟大袍,上身袒露,双手抱膝,体态丰腴,倚着华丽的靠垫而坐,眼睛像是盯着正前方,眉宇间流露出矜持、傲慢的神色;第二个手执如意作舞的是王戎,眼睛也平视前方,一副自得其乐的表情;第三个捧杯纵酒的无疑是唯酒是务的刘伶,他蹙额回首,作欲吐状,小童则手持唾壶在身旁跪侍;第四位是手执尾尘的阮籍,他身着宽大的衣袍,似面带微笑,悠然而坐,旁边的小童端着杯几,俯首侍候。画中人物彼此之间以蕉石树木相隔,使气氛静穆安闲。在这幅残缺的《竹林七贤图》中尚缺嵇康、向秀、阮咸3人。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再也不可能发艺术的创造力,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这些文人画家的作品如孙位的《高逸图》都归为“逸品”之列。
孙位对人物面容、体态、表情的刻画各不相同,特别是着重眼神的刻画,得顾恺之“传神阿堵”之妙。画中以侍童、器皿作补充,丰富了四贤的个性特征,使欣赏者很容易从中看出这些人孤高做世、寄情田园、不随流俗的哲学思想。
《高逸图》中四贤的面容、表情、体态、服饰各异,兼以小童动作、器物设置映衬人物个性,但那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魏晋士族的名流风度是一致的。孙位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注重对人物眼神的刻画,深得顾恺之“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的精髓。画中的花木树石映衬着士大夫的品性气质,虽将人物隔开,却无突兀之感,整幅画面中,每个人物的动作情态均统一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
孙位不仅对画中人物的刻画费了一番心思,就连画中的村托物,蕉石和器具的用笔也不一般。画中蕉石用细紧柔劲的线条勾出轮廓,然后渲染墨色,山石的质感就显露出来了。图中的几株树是用有变化的线条勾出轮廓,再用笔按结构皴擦,而且这几株树也各有不同的画法。
现代文物鉴赏专家余辉:“画家为了突出四位高士,夸大了他们的造型,缩小了仆从的外形,这是古代画家为突出主要人物所常采用的比例关系。人物衣纹线条以铁线描为主,杂用兰叶描,圆劲有力,服装着白色时,留有深浅变化,显出贴身之处,富有质感。四逸士之间虽以树石相隔,但他们共同的精神气质贯穿了全卷,使构图布局零而不散。图中的各种盛器和其他器用均符合晋、唐之式,特别是人物的衣冠服饰,较真实地反映了晋人的生活风貌,画中树石的画法已出现了皴染,开始向五代的表现风格转化。”
《高逸图》的人物强调刻画眼神,线条流如行云流水,表现出骨气奇伟的特征,开启了五代画法先河。
《高逸图》自北宋以来就迭经皇室和名家收藏,从图卷中现存款印看,此图最早的收藏者是北宋皇族收藏家李玮,卷首则有“瘦金书”题“孙位高逸图”五字,一般认为是宋徽宗赵佶手书。
此外,画卷上还有数枚宋代内府的收藏印,说明在北宋晚期,此画就移入宣和内府,成为与世隔绝的皇家收藏。
在明代《高逸图》可能也曾为皇家收藏,而后流出。因为中国历史的皇家藏画,都有割去前人尾跋以避讳的风气,而如今《高逸图》尾跋只有弘治己酉年(1489年)兰亭居士司马垔在南京所书写的款识,其余都已经不复存。
清代初期,此卷又为收藏家梁清标所有,在画心、隔水等留下的“苍厳”、“蕉林秘玩”、“蕉林居士”等鉴藏印。而后,《高逸图》重新进入内府,收入《石渠宝笈》初编,评为“上等第一”,储养心殿内。《石渠宝笈》对于所藏画作的文字、尺寸等描述十分细致详实,与其现存状态相比较,可知从清代至今,《高逸图》的品貌再无大变。
晚清鼎革易祚之时,溥仪以御赐溥杰之名,于1922年将《高逸图》带出宫廷,遂使其流散于文物市场,被北京画商靳伯声收入囊中。1955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经过缜密论证,确认此卷为孙位唯一传世画作,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购藏,经陈毅市长批准,于当年购入此卷。《高逸图》到了上海博物馆,并由装池家刘定之重装。
2002年11月30日至2003年1月6日,为庆祝上海博物馆五十周年馆庆,《高逸图》在由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联袂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被展出。
孙位,生卒年不详,唐代画家。初名位,后传说遇异人,而改名遇,号会稽山人。擅长画人物、松石、墨竹及佛道,尤以面水著名。笔力雄壮,不以着色为上。传世作品有《高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