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秧歌,又称“闹红火”、“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是流传于陕西、陕北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汉族传统舞蹈,吸收当地流传的水船、跑驴、高跷、狮子、踢场子等形式中的艺术元素,组合成新的独特的舞种,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整支舞蹈热烈而充满欢快的氛围。陕北秧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绥德秧歌”最具代表性。
一.秧歌之谜
秧歌之谜,是问秧歌从哪儿来,为什么叫“秧歌”。很多人都回答过这个问题。几百年来,它至少有十种写法儿:秧歌、阳歌、姎哥、央哥、扬高、羊高、迎阁、英歌、莺歌、因歌。有说秧歌原是南方稻区插秧之歌;有说它源于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有说这种歌舞起于凤阳,叫“阳歌”;有说“阳歌”是源于上古人类的太阳崇拜;有说秧歌为苏东坡所创,出自宋代;甚至有说是宋代时候,以“姎哥”为主要角色的西域歌舞,与汉族元宵社火结合,而形成“秧歌”。各种说法儿,有的颇有所依,有的颇具创意。其实,谜底就在于,这个在陕北乡间念作“yáng”的“秧”,到底该是哪个字?找到本字,谜就破解。
文化人类学家有一个基本共识:人类文化来源于早期巫文化。阿城的讲述让我忽然意识到,秧歌应该也不例外。陕北秧歌今天的谒庙、彩门、九曲等十来种方式,包括广场上的歌舞,都应该有巫术源头。《周礼·春官》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雩(yú)是求雨之祭,是大巫率小巫们举行舞蹈方式的祭天仪式。这应该是秧歌的源头之一。至今在陕北安塞沿河湾,正月十五晚上,转了消灾免难的九曲秧歌后,大家还跟着伞头儿成群跪在地上,对天告求——求一个今年的风调雨顺。在靠天吃饭的陕北,农民未雨绸缪,从周代继承下来的这种对天的礼数,从未失传。那,陕北秧歌的“沿门子”——也叫“排门子”、“转院”——传统,又从何而来呢?
插队那会儿,余家沟没闹过串院“沿门子”的秧歌。但秧歌的传统是走村串户,转院拜年,到了谁家,就算为谁家驱了邪驱了病,保他四季安全生产、无病无灾。除此以外,秧歌队还要拜牲口圈、拜庙等等。政治挂帅和人民公社化后,排斥驱邪消灾的鬼神观念,个人的灾病也远不如集体大局重要,闹秧歌就光尽着大局闹了。不过,陕北的闹秧歌,虽然已经大有娱乐性质,但沿门驱邪驱病的传统从未消失。
很多人认为,古代的傩仪是秧歌的源头。傩,是古时驱除疫鬼的一种仪式。《周礼》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当时沿门驱邪驱病的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说方相氏领导一百多人进行傩事活动,挨门挨户驱除疫鬼。屋里有疫鬼,就会有邪行的事情发生,导致大小人口患病甚或死亡。沿门驱疫的目的就是逐户驱邪驱病,彻底消除疫病隐患,保证部落人口平安繁衍。
同类的记载不止一处。有说甲骨文里已记室内的“驱鬼疫之祭”,并记有驱鬼逐疫的傩祭舞蹈;有说方相氏索室驱疫是傩仪之始;还有说五千年前颛顼氏的儿子成了鬼,那个年代就索室驱疫了,这就把沿门子的出现时间又提早了二千年,虽似附会,但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真实。陕北秧歌“沿门子”的形式已经没了傩面具,而且不用进屋,只要到门前歌舞一番,就算驱了病灾,但驱除的目的,跟三千年前一样。
二.史料记载
《论语·乡党篇》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说孔子逢乡里人搞傩仪驱鬼,便穿上朝服,站在家庙的东阶上。傩是一种仪式化、制度化的巫术活动,它继承巫术的力量和方法,靠强烈的声音节奏和发散的舞蹈形式聚合能量,达到超自然的境界,实现沟通人神、安定人间的目的。
重要的是,傩,也叫做“禓”。同样是孔子这件事儿,《礼记·郊特牲》记:“乡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有“微作禓,五祀。”说商族第八代领导人上甲微创建了“禓五祀”之礼——那时候还没有商朝。据此有学者推测,商时候叫“乡人禓”,周时代说“乡人傩”了。“禓”的意思,汉《说文》解释是“道上祭。”对此,后人多说是在道路上的祭祀。《礼记集说》讲:“禓,犹禬也。”禬(guì)也是一种祈祷消除灾祸的祭仪名称。郑玄注“乡人禓”则说:“禓,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强鬼也。禓,或为献,或为傩。”意思是,“禓”是非正常死亡的人变成的鬼,把这个鬼名用作祭祀之名,指的就是沿门驱病的傩仪。禓,也叫献,也叫傩。这么说,这个“禓”不就是那种走来走去沿路祭祀的“道上祭”吗? 这个“禓”,一直有两个读音。现在念作shāng,此外,它还念yáng。《说文》说“禓”是“?#91;声”,徐铉注“禓”和“?#91;”的音,都是“与章切。”在《广韵》《集韵》里,“禓”都有跟阳、?#91;、洋、羊、杨什么的一样的音儿。《康熙字典》里还有:“《韵会》余章切,《正韵》移章切,并音‘阳’”。
《礼记正义》里注“乡人禓”的禓是“音伤”,《说文》说“道上祭”的禓是“?#91;(yáng)声”,说明这同一件事儿,有两个音。而琢磨“禓,或为献,或为傩”的时候,禓如果读“阳”,就好理解些。因为那时候,“献”的声母挺像h??h??,到现在,客家、闽南还是这音儿。而“禓”,那会儿声母是接近h的一个浊声。至于“或为傩”,我们只能知道,现在还常有把人“阳”说得跟“娘”似的,很难说古时候禓、傩没有接近的声母。
恐怕在唐朝以前,大家早就不把“禓”念成“伤”了。颜师古在《匡谬正俗》里说原因:“乡人禓音伤……而徐仙音禓为傩。今读者遂不言禓,亦失之也。”说晋代徐邈说“禓”念“傩”,大家读了他的书,就都不念“伤”了,“禓”的“伤”音便失传了。
历史上,“乡人禓”的禓,确实读过“阳”。明·郝敬的《礼记通解》说乡人禓是袒裼(xī)相逐,不读为阳。他主要是在说禓字儿写错了。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时候,“乡人禓”的禓,显然是念“阳”。 “禓(yáng)”在陕北,至今还是个巫术。陕北人死后,葬礼仪程中有个巫仪音“起阳”,今天看来,实际上是“驱禓(yáng)”。这是在把棺材抬往墓地之前的一种祭仪。阴阳先生使用巫术驱赶周边鬼神,以便死人的灵魂顺利动身上路。这时众人回避,阴阳先生在亡者临终呆的窑洞里,拿把菜刀甚至铡刀大舞一通,口中叽哩哇啦。只听见他将手里铃铛摇得下课铃般响亮,又“乒乒乓乓”把个缠住腿的公鸡往地上乱摔,那鸡受尽虐待,喊声惨烈。最后,听见“当”的一声响。再看时,他已站在窑洞院里,将一只盛满柴灰的碗打碎,灰面子和碗碴子在棺材前铺下一地。那只鸡是邪祟的象征,虐待它,是为了让邪祟不堪折磨而离去,从而达到驱除目的。
一个人死后,家人要跨立门坎摔死一只鸡。如果人是非正常死亡,就在他亡处摔死那鸡。今日陕北乡间说这是让鸡“替死”。但是人已死亡,何以替代?其实,杀鸡驱鬼——以前还杀狗驱鬼,是一个悠久的巫术传统,也曾被纳入礼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里说:“杀鸡着门户逐疫,礼也。”《旧唐书·礼仪志》也记:“季冬晦,常赠傩磔牲于宫门及四方城门,各用雄鸡一。”可见杀鸡是傩仪项目,其目的,一定跟郑玄讲的“禓,强鬼也”有深层关系。不杀而改虐待,实在是因为那公鸡还能继续追踩母鸡、司晨报晓。
北京俗话有句“殃打了一样”,是说那人萎靡、没精神。旧时,北京说人死之后,有一股煞气,叫“殃”,人死几天后出来。如果大活人被殃打着了,不死也得大病一场。可是,“殃”不是鬼的名称呀。说不定,这个“殃”,就是郑玄说的那个“禓”鬼,这个字写作“禓”才更对头呢。
从陕北那个巫仪的性质和目的来看,它无疑是“驱禓”,甚或就是“驱傩”。因为禓、傩曾经可能同音。不管是禓是傩,大家驱的,是同一类鬼。这个“起”呢?当年从北方长征南下的客家人,现在的“驱”读音,和“起”的元以来近代音、现在闽方言音,是一致的。如此,这个“驱禓”,就是在陕北话里深藏不露年深日久的底层词汇了。
禓、傩的舞蹈方式起源于远古的巫。《说文》对“巫”字的解释就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陕北的“驱禓”是巫师舞动的一种残留。巫的集体方式,则演变成后来的集体歌舞。山东有一种祭祀舞蹈叫“商羊舞”,这个名称,让人联想到“禓”的shāng、yáng两音——它会不会是“禓(shāng)禓(yáng)舞”?此外,歌舞中的角色现象还发展成傩戏、阳(禓)戏。这些保留着“禓”的沿门驱疫内容,以及始于“道上祭”的、融合了天地崇拜、生殖崇拜、鬼神崇拜内容的乡间歌舞,总称了“禓(yáng)歌”。
谁也不知道“禓歌”这个词在口语中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只知道“禓”的意思早早就淡出了文人记忆,有关的文字表述,均以“傩”代之。但是,这个词沉淀在口口承传的民间语言里,沉淀在民俗中,虽然千百年后被写成了“秧”,但它的文化内涵就和表现秧歌场子的旋转纹样一样,流动不停。
三.历史悠久
陕北秧歌舞,历史悠久相传北宋时已有,原为阳歌,"言时较阳,春歌以乐。"《延安府志》记有"春闹社,俗名秧歌。" 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 清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中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竞作,弥日不绝,是日秧歌"。故又有人指出,秧歌传自南方,是陕北的一种外来文化。作家曹谷溪在《再谈陕北秧歌》中说:"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每年正月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形式多样,是一种民间广场集体歌舞艺术,表演起来,多姿多彩,红火热闹。 陕北地区 "闹秧歌"习俗由来已久。如陕北的绥德、米脂、吴堡等地,每年春节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演出前先到庙里拜神敬献歌舞,然后开始在村内逐日到各家表演,俗称"排门子",以此祝贺新春送福到家,这是古代祭社活动的延续,十五日灯节这天,秧歌队还要"绕火塔""转九曲"。"绕火塔"也叫"火塔塔",先用大石和砖垒起通风的座基,上面再用大块煤炭搭垒成塔形,煤炭之间有空隙,填入柴禾、树枝以便燃点。由于当地煤炭质量好,又有柴木助燃,所以在十五日的夜晚点燃后,火焰照红夜空,秧歌队绕塔高歌欢舞,非常好看。此习是古代"祀太乙""积薪而然"求火消灾驱邪的遗风。此风俗在清代县志中有记载,如《绥德县志》"并以煤块积垒如塔,至夜,然(燃)之,光明如昼。"《米脂县志》"铺户聚石炭垒作幢塔状(俗名"火塔塔"),朗如白昼。"可见此俗由来已久。
四.秧歌风格流派
陕北秧歌主要有"大秧歌"和"踢场子"两大类。大秧歌,是一种在广场上进行的集体性歌舞活动,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动作矫健豪迈,情绪欢快奔放,并伴有狮子、龙灯、竹马、旱船、跑驴等社火节目,队形变化丰富,有"龙摆尾"、"卷白菜"、"十字梅花"、"二龙吐水"、"十二莲灯"等数百种排列法。小场表演包括"水船"、"跑驴"、"高跷"、"霸王鞭"等。也可根据动作风格和内容划分为"文场子"、"武场子"、"踢场子"、"丑场子"等;其中"踢场子"为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双人舞,参加人数为偶数,成双成队,男待彩扇,女舞彩绸,有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需展示"软腰"、"二起脚"、"三脚不落地"、"龙爪穿云"、"金鸡独立"、"金钩倒挂"等高难技巧,既刚健又柔美,既洒脱,又细腻。逢年过节,城乡都组织秧歌队,拜年间好。村邻之间还扭起秧歌互相访拜,比歌赛舞,热闹非凡。男角叫"挂鼓子"女角叫"包头",过去均由男子扮演,"挂鼓子"的动作朴拙,有武术的爆发力。"包头"的动作质朴、活泼,具有农村妇女的特点。表演虽有套路,但即兴创造的成分极大,充满陕北农村生活的情趣。技艺精湛的演员深受群众的喜爱,如李增恒扮演的"包头"形象俊俏,表演洒脱、灵巧,有"溜溜旦"的艺名。
五.陕北秧歌特点
绥德可谓陕北秧歌的中心,那里的农村至今仍保留传统的秧歌表演程式、礼俗和风格特色,其中既有古代乡人驱傩的"神会秧歌"、"二十八宿老秧歌",也有1942年之后才兴起的新秧歌。秧歌表演者常有数十人,有的多达近百人,在伞头的率领下,踏着铿锵的锣鼓,和着嘹亮的唢呐,作出扭、摆、走、跳、转的动作尽情欢舞。沉浸在欢乐愉快的喜庆气氛中的陕北高原秧歌表演十分红火。秧歌吸收当地流传的水船、跑驴、高跷、狮子、踢场子等形式中的艺术元素,组成浩浩荡荡的秧歌队。
早年多是男扮女妆。随着时代的发展,女的也参加。男女队身着彩服或带云角装的秧歌服,男的用毛巾包头,女的手持彩肩、汉巾。拜年有排门子秧歌,彩门秧歌;正月十五有酒曲秧歌、花灯秧歌。小场子秧又叫踢场子,分二人场、四人场,八人场。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扩,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局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
陕北秧歌表演形式,主要特点是"扭",所以也叫'扭秧歌",即 在锣鼓乐器伴奏下以腰部为中心点。头和上体随双臂大幅度扭动, 脚下以"十字步"作前进、后退、左腾、右跃的走动。上下谐协,步调 整齐,彩绸飞舞,彩扇翻腾,同时还可以伴随着唱。
陕北秧歌主要有三种角色,即伞头、文、武身子和丑角。陕北秧歌的领头人叫伞头,一手持伞,一手持"虎撑",两种道具都有吉祥的含义。伞,寓义庇护众生,风调雨顺;虎撑与唐代名医孙思邈有关。据说孙思邈曾为老虎治病,为便于观察和治疗,曾用一铁圈撑开老虎的嘴,这铁圈就叫"虎撑"。后来,虎撑演化为串乡治病民间医生手中发出声响的"串铃",成为民医的标志。它在伞头的手中,则成为消灾却病的象征物,又是指挥秧歌队表演和变化队形图案的响器。伞头是秧歌队的领头人,通晓传统秧歌唱段,能即兴编唱新词,根据场地气氛或各家的情况出口成章。演唱时,他领唱,众队员重复他最后一句,形式简朴、热闹,词句生动、易懂,唱得观众皆大欢喜。现在的秧歌舞,经过改革后角色有所不同,服饰可为现代装, 腰系红绸带。手中道具可以是镰刀、锤子,可用花伞。丑角也可不要,也可和霸王鞭结合起来。
六.陕北秧歌的发展传承
1940年代初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新秧歌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学习秧歌、腰鼓,掌握了基本的动律特征和典型的舞姿动态后,升华为规范的、新农民形象的舞蹈动作,形成新型的秧歌和腰鼓,领头的伞头改为工农形象持木制镰刀斧头,创造了具有新内容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其中,"翻身秧歌"、"胜利腰鼓"等新秧歌在全国得到普及。新秧歌有大场秧歌《边区好地方》、扇秧歌《南泥湾》等,深受群众欢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起着鼓舞斗志,庆祝胜利的作用。1950年代民间舞蹈方兴未艾,各地秧歌异彩纷呈,人们就在秧歌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别。
陕北秧歌表现了陕北群众质朴、憨厚、乐观的性格,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陕北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