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位置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总面积为50万平方米。

挖掘经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06年实地勘察和钻探后，又于2007年－2010年进行了四次规模性发掘，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获得了重大学术成果，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JSK1，平面近圆形，剖面呈口大底小状，东－西长3.6米，南－北宽3.4米，深3.8米。中部以下埋藏有完整和较完整的陶鬶、盆、罐、鼎、甗等各类较大型器物共28个个体，应为一次性掩埋而成，填土中包涵有较多的兽骨和木炭等。

JSK2，呈椭圆形亚腰状，坑口直径南－北为5.4米，东－西4.2米，深1.1米，经过两次堆筑、烧烤、丢弃器物后掩埋而成。第一层出土器物27个个体；第二层出土器物43个个体，并能明显的观察到一件器物在丢弃时散落于坑沿、坑壁及坑底的现象。反映了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同阶段的祭祀活动。同时，每层的填土中都有较多的木炭灰和被火烧过的兽骨、兽牙等。

JSK3，呈不规则形，东－西长4.60米，最宽处3.4米，深0.40米。坑内为一层堆积，除含有较多的草木灰外，也有少部分被火烧过的兽骨，坑内均匀的分布着不同类型的陶器，共计40个个体，为一次性掩埋而成。

重大收获

禹会又有“禹墟”之称，相传是因“禹会诸侯”而得名，《左转》和《史记》中分别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和“夏之兴，源于涂山”等记载，以此确立了涂山和遗址的重要历史地位。

重大收获之一：全面揭露出了一处面积为25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白土覆盖面。同时，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又由北往南分布有柱洞、沟槽、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50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土坑，以及台面西侧长达近40米的祭祀沟等重要设施，尤其是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以及数块磨石，陶甗等遗迹、遗物和排列有序、整齐画一的35个柱洞，显现出了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

重大收获之二：三种不同类型的祭祀坑丰富了祭祀的内容和形式。在相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除发现埋藏有单件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还发现了三种经过人工挖制并且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

三种祭祀坑的出土器物，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是小型器物如蛋壳陶类的高柄杯，器形规整，制工讲究，火候较高，应为陶器中的高档品；二是大型陶器，多见鬶、盆、罐、鼎、器盖等，火候较底，制作粗糙，陶质极为酥松，有的甚至在清理后能明显看出器物的造型，但却无法提取，而修复起来的陶器多数有严重变形，应该不为生活中的实用器，而应属于专为祭祀而烧制的祭器。

考古价值

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对考证涂山地望，考证传说事件，具有一定的意义。种种迹象表明，禹会遗址是一处以祭祀为主的礼仪性基址。碳十四和加速器测定的年代为距今4140年和4380年。这个时期，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晚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它的年代和地域构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此，禹会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是揭开淮河流域文明化进展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在江淮地区的文明探源中，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大禹生活的年代正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也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发掘禹会，揭秘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解读大禹传说、揭开历史悬疑、为历史学家判定涂山地望、研究夏代前期历史等，将提供有力的佐证。同时，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因素的起源及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见证着公元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出土的器物特征，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

遗址中存在的人类堆筑铺垫的祭祀台基、人工挖制又掩埋器物的祭祀坑以及特殊造型的器物等迹象，蕴藏着极大的信息量，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遗迹特征表明该地点，曾举行过大型集会和祭祀活动。这一现象，也应是揭开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

安徽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遗址，代表了江淮之间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通过考古发掘，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特殊的文化面貌，特别是具有祭祀性质的大型堆筑台迹和烧坑、器物坑的出现，在我国正在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对于区域性文明化进展的探索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中华文明探源第二阶段工作的实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子课题的“江淮之间地区区域性聚落形态研究”，2008年春季对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又进行了详细的钻探和较大面积的发掘，获得了可喜的成果。钻探工作，是在已知的遗址范围内，就文化遗迹的分布和堆积情况以及重点区域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在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对文化分布情况掌握了一定的信息。由于早年修筑河堤和公路，使大面积的文化堆积受到了破坏。通过对没有被破坏的河堤之下的钻探，得知原文化堆积厚度可达3米，从而证明了是当时人类活动范围大，文化堆积时间长的遗址。发掘工作，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对堆筑台迹和文化生活区两个部位进行揭露。

根据前期的钻探和2007年发掘提供的信息，2008年又对堆筑台迹西侧部位进行了揭露，从而呈现出了该遗迹北部的格局和规模，至此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处“甲”字形布局的人类堆筑台迹，仍然是以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逐层堆筑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大面积的白土覆盖面。该次清理的白土覆盖范围（主要为“甲”字形的上部）为东西宽19.30米，南北长38米，应为该处遗迹的主要部位。并在其北部的白土面之上完整的清理出一处东西长11.3米，南北宽6.30米，为圆角长方形的再次堆筑层，并在堆筑层的东西两侧存在有明显的烧烤面，同时在烧烤面附近出土有陶杯、陶甗等器物。而在西侧烧面之上还存在有五条南北向槽沟。

除此之外，在如此大的白土堆积面上，存在有9处圆形圜底坑，直径多为2米，深为0.50米左右，个别略小，分布于所暴露面积的不同部位，其坑壁、坑底均为堆筑铺设的灰土、黄土和白土，显然是在堆筑时有意而为。堆筑台迹的北端又有一条宽1.35米（西部）－6.6米（东部）的沟带横跨东西，从而在台迹北部形成了一条人为的隔离带。同样，沟壁和沟底也是人为铺设的灰、黄、白土层。而该沟以北的白土面堆筑的较为平整，同时，其东西宽度又向两侧扩延到21.3米，本次发掘尚未完全揭露。在所暴露的堆筑台迹南端中部（即中轴部位），存在一个1.3米见方的土台，现存高度0.90米，上部已被破坏。该方土台是在堆筑台迹铺设后又重新挖槽堆筑而成，周边即保留有明显的坑槽界限。该土台土质较纯，并具有一定的密度和硬度，应该是整个堆筑台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整个堆筑台迹的面积较大，目前仅揭露出北端的大部，下一步将对北端的延伸部位和南端的长条部位作进一步的清理。文化生活区发掘现象 该次发掘分别选择了遗址中部和河堤西侧。中部文化堆积厚度多为1.30米左右。河堤西侧一般为0.5－0.8米。尽管上层破坏了许多，但下层的文化现象非常丰富，以大小不同的灰坑为主要遗迹现象，常在灰坑中有完整和较完整的器物出现。其中一个大型圜底烧坑，分多次堆筑而成，经过了挖坑－烧烤－堆筑－烧烤－堆筑等不同的过程，并在每层坑壁及坑底的烧面之上，遗留有多件规格高、器形别致的陶器。

生活区出土的陶器，一般器形大，胎壁薄，器形别致，多为非生活实用性器物，而且个别的陶器外表，明显的显露出局部燎祭的现象，同时，黑光亮的蛋壳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

禹会村遗址的考古资料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认识：

1.禹会村遗址的文化时代为龙山文化晚期，所表现的特征除具有很强的地域个性以外，又以山东龙山和河南龙山为主，在同期的江苏周邶墩、南荡；上海的广富林等地，都能找到被影响、传播的因素，从而看出了龙山文化发展的趋势。

2.遗址中具有实用性的器物较少，而大型的人类堆筑遗迹和器形别致的陶器以及烧坑、器物坑的存在，又表现了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址。由于相关迹象尚未完全揭露，更重要的发现有待于进一步发掘。